日前，对吴忠历史颇有研究的韩志刚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吴忠乃西夏故都。这一新的提法不是一种假设，是以吴忠其特定的历史史实为基础的。
　　西夏是11—13世纪建立于我国西北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宋史》称为“夏国”，《辽史》和《金史》因它地处辽金之西，称之为“西夏”，后人多沿用“西夏”之称。历史上西夏是一个少、地小，军事力相对薄弱的政权，却能雄霸一方。与辽、北宋、南宋、金形成长期鼎足之势，周旋于各大国之间；立国比北宋、金、南宋都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西夏政权在夺权灵州后在此定都，并以此为中心，开疆拓土，为西夏帝国的创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党项族原居住在今四川的北部、西藏的东部、青海的东南一带。在唐代吐蕃侵掠、威逼下逐渐向甘肃的东部、宁夏的南部、陕西的北部迁徒。在唐末、五代的蕃镇割据斗争中，以拓跋思恭为首的一支党项族贵族逐渐壮大、发展。大唐帝国曾赐拓跋氏国姓李，北宋王朝也赐姓赵，但一致沿用李姓。
　　北宋统一中原后，也想利用党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来消灭党项的藩镇割据势力。但引起党项首领李继迁的反抗，于公元982年举起抗宋旗帜，不时夺取失去的夏银等州旧地。故此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西夏建国的时间不是李元昊称帝的1038年，而定为李继迁叛宋的982年。
李继迁拉起反宋的大旗，一方面向契丹称臣，取得契丹人的帮助；另一方面向宁夏全境扩充势力。为此，他把夺取灵州，进占宁夏作为建立西夏国的主要争夺目标，从公元996年——998年率重兵先后三次发动了夺取灵州的战役，但均未成功。
　　灵州位于夏州的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冲要，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在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灵州的西南面，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了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公元1002年李继迁又率五万精兵一举攻克灵州，因继迁被北方的辽国封为西平王，逐改灵州为西平府。李继迁非常喜欢灵州的山川形势，认为“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第二年，李继迁迁居灵州，在此修城挖壕、练兵积粮、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宗庙。实质上党项族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夏州迁到了灵州。
李继迁此次迁都的直接原因有三：
　　其一，西夏原来的根据地银、夏一带，东南是北宋王朝领土，东北为强大的辽国，军事上易受威胁，也不利向外扩张。而灵州地区水草丰美，地绕五谷，而且是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回鹘、吐蕃等民族的活动范围，便于向西北方开拓疆域。
　　其二，灵州地区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其地理位置比银、夏一带优越得多。灵州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晚唐以后，丝绸之路，主要通过灵州走向西域。
　　其三，灵州农牧业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美，俗有“塞上江南”之美称。得黄河灌溉之利，旱涝保守有建都的优越经济环境。
公元1020年，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将西夏政权的都城由灵州迁至怀远镇，改名兴州（今银川）。1033年，元昊开兴州为府，改称兴庆。1038年，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
　　一个政权的都城应是其政治的中心，经济的枢纽，军事的城堡。《释名》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从这个意义理解，都城既包括大一统帝国的国都，也包括周边地区一些政权的都城。从公元1002年李继迁打下灵州至1020年李德明迁都兴州，灵州做为西夏政权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长达18年之久。当时西夏虽未称帝，但李继迁、李德明父子在其领土内早已称制为王。且在他们的扩张过程中，选择了当时具备建都条件的灵州做为国都。因为当时的灵州城凭借黄河之利，林草丰美、经济富庶、交通便利，便于西夏政权控制它的国家，兼备了建都的自然，经济、军事条件，西夏两代国君在灵州苦心经营，从历史史实上理解，实乃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这个地方政权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