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鸣的一生，困厄坎坷与天赐幸运交织相伴。

　　日寇扫荡、坐船逃难于茫茫水乡的凄惶童年；初中毕业前后父亲失业母亲病卧、全家贫病急求出路的困境少年；北大求学时拜师名门，尽情遨游学海的壮怀激烈；远离家乡扎根大西北、将毕生所学奉献于此的近半个世纪……

　　怀抱学术报国之志，用脚步丈量宁夏大地，推动多项规划蓝图落地成真，他说：“这一生，我尽力了，不虚此生！”

　　难忘雪葭浜 

　　“汪老，近期将再次研究黑山峡项目，应该会有突破性进展，邀请您参加……”日前，85岁的汪一鸣接到国家相关部委电话。“我开始参与黑山峡项目至今近50年了，项目因种种原因搁置……这个消息，我也等了近50年……”他按捺不住激动，起身走出家门，来到不远处的唐徕渠，黄河之水滔滔如歌，近半个世纪来，这里的一草一木早已稔熟于心。

　　初秋的唐徕渠畔金风送爽，垂柳依依，人们漫步于依渠而建的唐徕公园。迎面走来一个身形消瘦、精神矍铄的老人，几人能想到，承载着多少“老银川”记忆的唐徕公园，就是在这位老者的建议下修建的。

　　这位老者就是在学界被尊称为“西北王（汪）”“规划王（汪）”的著名地理学家汪一鸣。

　　1935年，汪一鸣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父亲是上海一家布庄店员，全家人靠其微薄收入度日。1937年“8·13”事变日寇占领上海地区，母亲带着汪一鸣坐船逃难，那种惊惧愁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自立自强的小小火苗在心底隐隐燃烧。

　　苦难的童年，因为求知的光芒变得温暖。从小到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42年起，汪一鸣在故乡雪葭浜小学读书，学校临近农村，不大的校园里常能听到风琴的优美乐声回荡于流水、田畴间。

　　然而那些日子如同有把钢刀扎在心上——路过一处小桥时，学生们的屈辱地向手持刺刀站岗的日本兵鞠躬，否则可能被当场刺死。汪一鸣心中那团求知报国的火苗越燃越旺。

　　1945年日本投降，汪一鸣在雪葭浜小学遇到了终生难忘的两位老师：一位是美丽温柔的余菊缘老师，从二年级语文教到六年级音乐，以一片爱心呵护鼓励家境窘迫、身材瘦小、不善言谈的汪一鸣自信快乐地成长，使其养成大量阅读课外书籍的习惯，并从小萌生了当科学家报效国家、造福桑梓的理想。

　　另一位是激情奔放的青年地理老师陈久一。陈老师讲课声情并茂，把《苏联地理》等进步书籍借给汪一鸣看，时常带领同学们远足、郊游于山丘、江湖、乡野之间，教同学们唱《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地理学的神奇大门向汪一鸣轰然打开，求知报国的豪情壮志被彻底点燃。

　　解放后汪一鸣才知道，余、陈两位老师都是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时代的洪流下，汪一鸣的个人命运一波三折。

　　由于父亲失业，汪一鸣初中毕业时，已是家徒四壁，只能放弃升学。经初中校长金尚华先生力荐，汪一鸣得以到新组建的人民法庭做书记员，小小年纪挑起全家生活重担……

　　求学北京城 

　　为追求童年梦想，1957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开始了潜心钻研地理科学的生涯。

　　当年与他一同考取北大地质地理系的还有他的小弟汪一鹏，其二弟汪一飞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贫寒之家三兄弟同时考取名牌大学，在街坊邻里间引起不小轰动，传为美谈。

　　汪一鸣之所以报考北大地质地理系，正是因为深植于内心的“纵是一介书生，也要走遍山川”的豪情壮志。

　　在汪一鸣心中，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是北大5年、地理所13年。“我得到侯仁之、吴传钧等中国地理学大师级名师和多名全国顶尖地理学家的关爱与培育，他们的高尚品格、高深学养与言传身教，为我的科研打下了基本功，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得进入大学的第一个星期日，侯先生领着学生们实地考察校园及周边的地貌、水系和地理景观；

　　第二个星期日，带领他们登上北海公园白塔和景山公园万春亭，鸟瞰北京城市格局，畅谈城市历史变迁；

　　第三个星期日，又领着大家徒步考察昆明湖、玉泉山水系变迁与北京城市水源的历史渊源……

　　“这三堂课犹如三把火，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汪一鸣的目光深邃，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激情满怀的年代。

　　先生们倡导古今地理学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优良传统，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让汪一鸣领悟到，治学重在求真务实与科学精神，立身处世重在服务人民，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些信念如同灯塔，照亮汪一鸣孤独而执着的学术报国之路。

　　“对我影响极大的，还有北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仇为之先生，他是当时教研室的顶梁柱，他在地理学界名声并不显赫，这与他行事风格有关。”汪一鸣回忆，“仇先生学问深、讲课好，非常低调，这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影响深远。他倡导事实与规律的融会贯通，淡泊名利，默默承担那些费力不讨好的协调服务工作，让年轻精英勇挑重担多出成果，为他们成名成家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北大经济地理教学、研究团队群星灿烂的局面……”

　　仇先生对后辈学子亲人般的关怀照顾让汪一鸣永志不忘。汪一鸣以其为榜样，做人，与人为善、谦谨宽容；干事，先公后私、先人后己。

　　走遍宁夏川 

　　2020年，塞上初秋。汪一鸣登高远眺，面对故乡的方向，眼里噙满泪水。

　　时光如梭，转眼间，离他第一次踏上宁夏大地的时间已经过去45年。多来年，汪一鸣的足迹踏遍宁夏大地，走遍了宁夏的山水林田湖草沙。

　　“这一生我深藏于心的学术报国抱负得以实现，无愧于养育我的故乡、教导我的恩师。”他激动地说。

　　也许你对汪一鸣很陌生，但你对宁夏的这些项目一定不会陌生，而这些规划都与他有关——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于2008年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开发区。汪一鸣主持编制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太中银铁路。1987年-1990年编制《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时，汪一鸣与同仁们提出“拟将太中铁路列入21世纪初宁夏国土开发重点工程”。汪一鸣认为，“太中线”意义重大，应抓紧打通。在他多番奔走和提议下，经各方努力，这一规划于2011年提前实现；

　　黑山峡水利工程。上世纪70年代末，汪一鸣在宁夏农科院做杂志编辑时参加了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方案论证。从事国土规划工作后又为宁夏提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三大工程”“21世纪新三大工程”，其中均包括黑山峡水利工程；

　　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2010年-2011年汪一鸣等人主持完成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中长期规划项目，为报送国务院的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这一规划已变为现实。

　　多项科研活动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相关；是宁夏湿地研究第一人，宁夏旅游城市建设先行者……

　　汪一鸣坚持学以致用，被业内尊称其为“西北王（汪）”“规划王（汪）”。其研究不囿于地理，在水利、科技、环保、历史、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而他来到宁夏，本属阴差阳错，却更加坚定了“无论走到哪，都要全力奉献”的信念，以满腔热忱回报第二故乡。

　　上世纪80年代初，已到宁夏工作的汪一鸣又遇到了一个命运“插曲”。当时，特殊年代已过去，汪一鸣很想回归地理老本行。1984年初，国内地理学核心研究地之一的湖南经济地理研究所急需学术带头人，想调汪一鸣过去。节骨眼儿上，自治区原计委将他“拦”了下来，并提出“特事特办，什么要求都可考虑”。汪一鸣说：“在哪都能做学问！”但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介书生，不当官，一心搞业务、做学问；希望组织、领导能为我参与有关研究活动开绿灯、提供方便。”

　　怀抱地理学术研究的执着坚守，汪一鸣走遍宁夏大地所有城镇和重要集镇潜心调研，其中甘苦自品味，得失存心知。

　　“要说遗憾，一是上负父母未能尽孝于双亲；二是愧对儿孙，在培养小辈上没有尽到责任……”汪一鸣说，大学10个寒暑假勤工俭学，毕业工作后也很少回家照顾被病痛折磨的年迈双亲，母亲病逝时他正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没顾上赶回去看最后一眼……“不能报双亲恩情于万一，这是彻骨的痛，永远的遗憾。”汪一鸣双目含泪，“引以为慰的，则是把自己这颗小水滴融入了壮丽的人民事业的汪洋大海。可以说，这一生，我尽力了，不虚此生！”

　　山河不了情 

　　汪一鸣的一生，始终秉持求知报国、事业至上之心，唯有一次，他选择优先照顾家庭。

　　当年，在“知青”浪潮中远赴新疆的妻子李承爱一直无法调进北京，且即将临盆。无法照料远方妻儿的汪一鸣，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夫妻二人一起调往宁夏，以此来成全一家人的团聚。

　　“当年走上科研之路，母亲病逝都没能回去看最后一眼……妻儿远在天边，我不能只顾自己……活在世上，已经愧对父母亲人，我不想再对不起妻儿……”汪一鸣说，“我虽然离开了学术研究的中心，但在地方上还可以坚持学以致用，尽最大可能发光发热！”

　　这个抉择对汪一鸣来说非同寻常。临行之前，他在小书房呆坐了一夜。

　　刚到宁夏，每天走在西门桥唐徕渠边，但见古柳飘荡，渠水哗哗作响，汪一鸣被那种古朴荒凉之美深深震撼。

　　他为来宁后出生的儿子取名“海川”——上海的海，银川的川。

　　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到宁夏农科院，从大城市到偏远小城，他远离的不仅是一座城市，可能还有自己一生钟爱的地理学。但“改了行”的汪一鸣对地理学研究不能忘情，将宁夏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演化研究当成业余爱好进行探索。

　　当时他在宁夏农科院主编《宁夏农林科技》刊物，院址在郊区芦花台，印刷装订在老城新华印刷厂。每次进城送稿件校样、搞发行，早上8时坐公交车进城，下午5时才有车回去，办完公事后，到哪儿待着呢？总算找到个好地方——自治区图书馆，几间破旧平房却能遮阳挡风，他就一头钻到图书馆研读宁夏地理史料。

　　每个周末，帆布包里装点干粮，他独自骑上自行车到野外四处考察，消瘦的身影出没于芦苇、蒿草、荒滩之间……这些完全是个人爱好，没有一分钱经费，几乎所有周末、所有业余时间都忙活这个，不少人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说他傻，问他没事干啦？做这些究竟图啥？

　　汪一鸣笑笑，不说话。

　　1975年到1984年近10年间，他利用晚上和周末写了近百篇宁夏历史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科普短文，成为宁夏公认的地理学“活地图”“活教材”，并为《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等书籍的出版打下坚实基础。

　　1984年，全国国土整治规划工作启动，汪一鸣被调至自治区原计委国土处，搞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和资源、环境研究，终于回归地理学老本行。

　　国土规划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汪一鸣的学术观念里，搞规划的前提必须是科学、缜密的研究。然而时间经费等条件并不具备，他又不肯“将就”，结果是，常常“自不量力，虽热情满怀，却四处碰壁”。

　　汪一鸣不甘心。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做出点成果。他什么都顾不上了，顾不上家，顾不上孩子。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天有5小时睡眠就能支撑生命，于是此后的多年里，他晚上没在11时前睡过觉，早上6时就起床，尽可能把更多时间用于研究。

　　坚守着为民谋福、为官解忧、为地方政府出谋划策的理想，汪一鸣从事国土规划以后，经其手的规划方案达几百个。

　　“我这大半生，要说成果，少数是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绝大部分是内部资料、政府文件……”汪一鸣说。

　　虽然没有多少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学术专著，汪一鸣却为宁夏地学发展建言献策、搭建基石，付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心血……

　　2000年，汪一鸣退休，接着应聘到宁夏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他仍活跃在自治区各类重要规划、重大项目论证的前沿阵地，未曾一日有所懈怠。

　　这些日子，汪老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他还在为“黑山峡”项目继续做研究。

　　窗外，唐徕渠水淙淙流淌，不舍昼夜……   （记者 张慈丽 文/图）

　　汪一鸣老人在家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