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而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除制约创新和开放的制度性短板。这对于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个品牌”也是至关重要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外因的作用下，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在这样一个历史维度下，只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质量，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力；只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有序进行制度变迁和政策转化，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只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理顺体制机制，实现行政流程再造；只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加快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优势产业，抢占经济制高点和话语权。

　　正是基于此，从2015年起，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时代背景、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质属性等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深刻阐述，要求“有力、有度、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降”上下功夫，其中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市场经济能否有效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一大难点。

　　所谓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业遵循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新时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内容。就此而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放管服”改革也被社会各界视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先手棋”、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当前，“放管服”改革进入深水区，既要打好攻坚战，也要打好持久战。由此，才能进一步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动力，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上海来讲，推进“放管服”改革，还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必由之路。

　　首先，要把着力点放在塑造良好的政商关系上。

　　良好的政商关系维护，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商关系获得很大发展，新型政企关系正在形成，政府职能边界不断明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相应地，企业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下降。

　　但是，一些老问题的存在、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对企业降成本也构成了不小的阻力。一是“卡、要”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不作为”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突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少数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对商家敬而远之，该办的事不办，生怕被冠以“权、利输送”之名；商家到政府办事时，“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却难办了”。这其实是一种懒政。三是法规惩罚弹性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放管服”改革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牛鼻子”，有利于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维护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其次，要把着力点放在推进权力的良性运作上。

　　政府权力运作不畅，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面临的关键阻力。当前，政府权力运作的“梗阻”现象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降成本的政策在一些地方、一些基层存在落实难的情况，上面政策和下面执行依然呈现“两张皮”现象。

　　另一方面，权力下放基层后，存在“接不住”或“不想接”问题。中央将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地方以后，减少了中央部委的审批程序和时间，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基层的审批效率问题。甚至，在审批权力增加以后，一些地方的审批时间反倒延长了。

　　有企业反映，以前跑一周能办完的事，现在网上申请要一个月才能批下来。原本是提高效率的网上申报却变成企业口中的“耽误时间”，没有充分发挥网上办公自动化、协同化、效率化的优势。

　　此外，降成本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缺少配套细则等问题。即便有许多相应的政策解读，但对企业来说，仍然难以理解和把握，也就导致较难操作。

　　最后，要把着力点放在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上。

　　上海要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上做到有新作为，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过程中着力构筑战略优势。

　　为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形成全面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积极性。

　　按照中央要求、结合上海实际，上海于2014年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调研课题，并连续三年将这项工作列为重点推进和督查的工作。每年都召开工作推进会，持续抓推进抓落实，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及6个配套文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但也应看到，在区域化党建、社区共治、居村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深化镇管社区、优化社区服务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对此，可以将“放管服”改革作为抓手，以大调研为平台和驱动，练好改革功夫，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者：彭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