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12月15日电 他在同事亲友眼中有些“洁癖”，却常年干着与脏臭病死猪打交道的“粗活”；他家境优渥，却甘于粗衣淡饭，想方设法帮实验室节约每一分经费；他两度留学欧美，却毅然回国，扛起引领省内动物疫病分子诊断的大旗……

　　这个“矛盾”的人是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一成。

　　今年9月，年仅60岁的王一成被无情的病魔击倒……

　　斯人已逝，德行流芳。在采访王一成事迹的过程中，我们偶然看到了他在2013年至2106年写下的部分日记，片段化的记叙闪回式呈现了王一成确诊癌症前的两年半时光。

　　阅读日记的过程如同和他一起度过了30个月的时光，总计15万多字的日记像一块块拼图，逐渐清晰地展现出“矛盾”的王一成，也拼出了这些“矛盾”背后的答案。

　　“下午开车回家更换外裤，因上午剖杀试验鸭时搞得很脏，然后立即回农科院。”“晚上洗一次澡，从猪场回来总是有一股臭味。”——节选自王一成2013年部分日记

　　仲冬时节，我们来到王一成生前工作的地方。

　　研究所大楼边的院子恬静整洁，只是离大楼最近的车位再也见不到王一成每天最早到达的汽车。

　　车是王一成的好伙伴。为基层猪农服务的近20年里，他自驾车超过60万公里从未报销过油费路费，而洗车常常被他记录在日记中。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王老师有‘洁癖’，他真的很爱干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军星说，可面对工作，他总是不怕脏和累。

　　李军星回忆，自己刚工作不久，有次跟王一成去猪场，伏天的烈日下，王一成进入猪圈挑选病猪、做生理解剖，在恶臭熏天的猪场忙完这一切，50多岁的他早已汗流浃背，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脏活累活没有一点指手画脚、假手于人。

　　“平时做实验的间隙，王老师常拿起抹布擦擦桌面和仪器，他总是不肯浪费在实验室的每1分钟。”李军星说。

　　冬日午后的阳光照进研究所5楼的公共实验室，荧光定量PCR仪、倒置荧光显微镜等仪器有序地放置在实验台上，瓶身标签上写有王一成隽秀字迹的试剂整齐地排列着，一切还是他未曾离开的模样。

　　“下午到超市购物，碰上便宜死梭子蟹，买回一大碗。”“下午维修凝胶成像仪，发现外灯管已发黑，淘宝上仅需要65元一支，购买了4支。维修厂家报价400元一支。”——节选自王一成2014年、2015年部分日记

　　王一成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当时价值3万多元的胶片单反相机。

　　“这是王老师夫人的奖品，因课题组经费有限，王老师主动把相机带到实验室用作研究。”研究所猪病研究室副主任袁秀芳说，王一成对自己节俭，对研究所和学生向来“大方”。

　　2011年临近春节，学生路斌已经连续几天凌晨到火车站排队，却还是没有买到回老家的车票。“王老师得知情况后，告诉我安心做实验，到时候直接买机票回家，超出火车票价的部分全部由他承担。”

　　研究所的公共实验室倾注了王一成许多心血，设备采购、维护他都事无巨细，劳心费力。一旦实验设备出现问题，王一成首先尝试能否自己修好。

　　“他这么做，一来是为大家节省时间，二来是为节省经费。”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室的石团员又说起另一个故事：实验培养细菌要用到几毛钱一根的接种针，就连如此低价的实验设备王一成都舍不得买，而是“创新”地建议取坏了的电炉丝使用，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2016年4月30日，王一成在日记中写道:“一口炸酱面吃下去，食道感觉发热发痛，只好浪费。”虽然有不舍和惋惜，但此时他因胃癌已难以吞咽。

　　“这么忙，是这病又咋办……检查结果确认是胃CA”“上午要求开一些调理表面症状的中药，能缓解疼痛，完成手头工作。中午本想休息一下，但长兴养猪户送来典型猪瘟病猪，李博剖检后与养猪户讨论分析了好长时间。”——节选自王一成2016年部分日记

　　王一成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留学欧美，学术论文在国外权威杂志发表，他能不能再回国曾让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徐子伟隐隐有些担心。

　　九十年代末，王一成的爱人从美国探亲归来带回了他的口信：我一定会回来，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保留自己出国前的岗位。

　　“回国后的第二年，王一成就入了党，而他的申请书在出国前就已经交了。”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吕玉丽说。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王一成的日记中频繁出现胃部不适的记录。在被确诊为胃癌的那天，中午他即回到办公室继续整理总结，下午联系请教下拨经费的手续要求。

　　自这之后，他便极少提及病情，日记中的他仍然“过得”井井有条——检测病料、指导猪农、撰写总结……

　　5月17日凌晨2点，王一成因胃痛醒来，5点半便起床到单位，上午和同事到海宁猪场剖检了4头病猪，下午参加“两学一做”学习动员会，认为“省委党校刘教授讲解的党章学习很接地气”。

　　2天后，王一成写下了他最后一篇日记:“近两个月的努力，手头工作已安排妥善，准备明天请假。”(新华社记者魏一骏　方问禹　唐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