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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宁夏秦渠的成渠时代
2011-08-16   来源:宁夏新闻网

  宁夏引黄灌溉设施创始于何时清代中叶以前的文献史料,明确地说始于汉代,或含糊地说建于古代。截至目前从我们已经查阅到的资料看,成书于清道光六年(公元l826年)的《西夏书事》有秦家渠“相传创始于秦”的记载。一百年看的宁夏地方志《朔方道志》(成书于公元1926年)重提这一说法。1936年出版的《宁夏省水利专刊》在照引《朔方道志》说法的同时,该书编者之一的曹尚经又在书末著文指出:“试综阅宁夏现存之关于水利的各种典籍,及能找到的碑文图卷,就知道宁夏的水利事业,远肇于汉代武帝的时候。”1943年编撰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一方面引用“朔方道志”的说法,同时又指出秦渠建于秦代之说是“根据渠名之推测,及不确实之传言。”
  解放以后,秦渠建于秦代之说曾广泛流行。近年来,不少同志指出,该说缺乏史实根据,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应为汉代的事1。但有些同志仍坚持秦渠始建于秦代之说2。对此,我们愿再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期对这一问题能进一步探讨清楚。
  (一)宁夏河套开始引黄灌溉的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汉度(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3这段记述明确告诉我们,包头以西至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积平原(当然包括宁夏河套平原在内),到那时才形成一定规模的引黄灌溉渠道,并开始设置管理屯田事务的“田官”4。按其上下文所述时间顺序推算,通渠时间应在汉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19年之后)。
  以下一系列历史记载,也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武帝时代开始创建宁夏引黄灌溉设施确为事实。
  第一,《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l26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公元前l20年),“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说明匈奴远遁,边防已较稳固;元狩四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五年,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5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驻戍当地的许多军士、田卒,均需要大量粮食,这既对当地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也为开辟引黄灌区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
  第二,移民初期,当地还没有多少粮食生产。如元朔年间“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元狩年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6说明当时河套地区军民所需的粮食仍然主要靠从内地远距离调运供给,“数岁”之后衣食来源才开始转向自给。
  第三,司马迁在《史记》的另几处又指出了此后河套地区开渠屯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7表明引黄灌区开发初期,灌溉效益发挥不够充分,还没有达到予期要求。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8一年中增加那么多田卒,说明灌溉农业正在巩固发展,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亲率群臣百姓堵住黄河瓠子决口,影响极大,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9这里两处均提到的“西河”,据唐朝人杜佑考证,是泛指黄河西套(即宁夏河套)一带,“非河西河郡也。”10宁夏河套遂成为当时全国新发展的灌区之一。直到公元一世纪初,由张戎“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之语,可知灌溉农业继续有所进展。
  第四,后汉顺帝永建年间(公元l29年之前),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安定、北地、上郡,阙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12总结了汉武帝、光武帝在此发展灌溉农业的重要意义,确切反映了这一带引黄灌溉创始于汉武帝时代的历史事实。
  第五,两汉以后的历代史籍,对宁夏引黄灌渠也多有记述。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薄骨律镇(镇城即汉灵州县治,在今青铜峡以北)镇将刁雍上表请凿艾山渠曰:“以今年四月末到镇,时以夏中……官渠乏水,不得广殖……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13这里所说的“上古”指明非北魏当代。而北魏以前的三国、两晋时期,这里先后为鲜卑、氐、羯、羌、匈奴等游牧民族所占据,不可能有大规模开发水利之举,推断为汉代,相距五百余年,应属可信。
  公元六世纪初叶成书的地理名著《水经注》,除了指出宁夏河套平原上原有引黄渠道,“河水历峡(指上河峡,或称青山峡,即今青铜峡)北注,枝分东出……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同时还说明“河水又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迳上河城东,世谓之城汉。薛瓒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农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迳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14据《汉书·叙传》及《汉书·冯奉世传》,则班况、冯参曾先后任上河农都尉,管理当地灌溉农业,其时代可推至汉成帝初年(公元前32年)。又据《居延汉简》(二一四、三三),元帝时,由于内地人民困乏,曾调边郡十一农都尉之余谷以自给,这其中当包括上河农都尉在内。15可见设置农都尉的时间可能更早些。凡此都清楚反映了这里的引黄灌溉农业始于前汉。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了宁夏河套的汉、御史、尚书、光禄、七级等渠名,并说明其为“废塞岁久”的古渠。16旧志还明确指出,光禄渠“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尚书渠“亦汉所开”,汉延、唐徕皆为“汉、唐旧渠。
  总之,清代中叶以前的文献史料,记述基本一致,即宁夏引黄灌溉渠道始建于汉,而没有“秦渠始建于秦”的说法。试想,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是古代文献的记述可信呢?还是以近代编撰的某些史志所说的“相传”为准?或云古书记载少,文献不足微,后人推断又未可尽信,故须认真探讨。
  此外,至今没有任何文物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秦代在宁夏河套有过开渠的活动。宁夏已发现的秦代文物均在南部固原地区。而在北部河套平原发现的大量汉代遗址(包括汉城遗址、汉墓群等),则证实了宁夏河套以至内蒙古磴口附近的后套地区,在汉代都有大规模开渠屯垦的活动。
  (二)有些同志认为,秦始皇三十三年起,曾在河套地区设置三十四个县,把有罪的官吏和内地人民迁移到这些地方进行垦殖,开渠灌田,发展粮食生产,以满足当地军需民食,甚至说秦渠灌田数万亩。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史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19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吕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五年坑儒生后,又“发谪徙边”。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20我们从中只看到秦始皇在河套地区建县设障、移民实边的情况,并没有开渠灌田、当地粮食自足的记述。郭沫若《中国史稿》中只有“把有罪的官吏和内地人民迁徙到这些地方进行开垦”的提法,范文澜《中国通史》中也仅提到“徒内地罪人去居住,变牧地为耕地。”须知开垦耕地不等于开渠灌田,旱地农业不同于灌溉农业,他们的著作没有作出当地已经发展灌溉事业的论断。
  史书记载很清楚,当时河套地区粮食生产谈不上自给自足,军队给养主要来自内地。汉代的主父偃和严安都曾指出,秦代蒙恬带兵北征,“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道路死者相望” (一钟为六石四斗,即起运一百余石,经沿途消耗损失,实际到前方士卒手中的只有一石了);“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1说的虽有些夸大,但清楚反映了那时“北河”粮食严重不足。
  当地戍卒、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何?晁错对汉文帝谈秦代实边屯垦的得失教训时指出:“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战则为人擒,屯则卒积死”,发卒“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22主父偃等也指出,秦始皇“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23守边者“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重。”24蒙恬死后,“徒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5这些记载清楚地反映了秦朝末期在北部边郡屯戍失败的事实,结果数万移民不到三年(公元前211~209年),死的死,剩下的绝大多数逃回去了,那重谈得上开渠灌田、自给自足呢!
  人所共知,《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活时代与蒙恬驻戍河套地时相隔仅百来年,他又接触了秦朝与汉初的大量官方档案资料,并曾巡游各地名山大川,采访民间轶事传闻,特别注意考察水利问题。他三次随汉武帝到北部边郡视察,其中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北出萧关那次,看来是亲自到过宁夏河套的。26他看到蒙恬在北部边疆干了些什么呢?《史记·蒙恬列传》最后太史公自述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造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并无一字提到开渠的事。他在《史记》的《河渠书》以及其它纪、传、书中,详细记述了春秋战国以致秦代的许多水利工程(包括他并未实地见过的灵渠等)。可以设想,如果秦代北地郡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灌溉事业的话,他是不会绝口不提的。
  由上可见,宁夏河套平原上的一些引黄干渠,包括后人叫作秦渠的在内,都是到汉代或更晚才陆续兴建的。
  (三)坚持“秦渠创始于秦”说法的同志,有这样一种论点:河套处于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如果没有灌溉条件,农作物难以生长,既然宁夏河套的农业垦殖起于秦代,而秦代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当然会利用黄河水开渠灌田,因此秦渠建于秦代当无疑问。这一推论似乎有理,实际上仍不尽如所设想,因为秦代谪戍移民实边的北部新开发地区,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区域,区内各处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笼统地说整个河套“没有灌溉便没有农业”是不尽符合地理事实的。
  根据自然地理特征,河套地区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有属于温带半干旱地区的内蒙古前套(土默特川)和鄂尔多斯东部高平原,现代年降水量250~400毫米,干燥度l.5~2.0,其中大青山山前平原潜水丰富;有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地区的陕北高原,现代年降水量可达350~450毫米,干燥度l.25~1.50。这两个地区不少平原、谷地可以发展旱地农业,虽然因春旱严重,无霜期短,收成不稳定,而且耕垦后很容易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但这些地区的种植业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毕竟尚可有一定收成。西部为属于温带干旱地区的内蒙古后套、鄂尔多斯西部高平原和宁夏河套,现代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上下,干燥度大于2,且降水年际间、季节间变化大,其气候比陕北、前套更加干旱,一般地说,在无灌溉的条件下发展种植业确很困难。
  秦代末期,蒙恬所率大军之所以“居上郡”,28一是因为当时匈奴主要活动于阴山南北,上郡处于关中北上朔方、五原郡的交造要道(即蒙恬所修的“直道”)上,便于控制北部新开发诸郡县;一是由于河套东部(包括陕北在内)有发展早地农业的地理基础和历史传统,29秦代在这里的旱地农业有了更大发展,是整个北部边区的粮食生产基地所在,便于军队就地取食。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唯一的一次向北边移民,三万户移民集中于“北河榆中”(即前套及鄂尔多斯东部高平原),也是因为这一块土地位于大青山的迎风面,降水量较大,发展旱地农业的条件较好,凡此都清楚说明,秦代河套开发的重点是在东部,依靠的是旱地农业而非灌溉农业,秦代新设的三十四个县城,也集中分布在阴山以南的黄河两岸。
  而宁夏河套呢,秦代在这里所置县城,现已查明的只有一个富平县,和两处亭障(浑怀障在今陶乐县境,神泉障在今吴忠县境)。31我们分析,这是由于贺兰山以西多为大漠壁戈,匈奴在此活动较少,特别是这里发展旱地农业的条件较差,农业开发水平较低,还没有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引黄灌溉农业的缘故。正因为秦代移民主要分布于河套东部,而这里并不属于秦王朝开发重点,当地劳动力很少,因而不可能有力量创建大型水利设施。
  宁夏河套是否“没有灌溉便没有农业呢?一般地说,这里没有灌溉条件,是很难有稳定的农业收成的。但问题不能绝对化,特别是古代情况更要复杂些,在没有其他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此来反证这里秦代已有引黄灌溉农业,是不尽确切的。事实上,宁夏河套过去确实存在过旱地农业,例如地下水位较高的河滩、湖滩地(俗称夜潮地),虽然没有灌溉,群众种植菀豆、扁豆、大麦,仍有一定收成;有些旱地(俗称撞田)则利用宁夏春寒夏旱秋雨多(秋季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70%左右)的特点,种植糜谷、荞麦等秋作物,多数年份也有些收成,个别年份还能丰收;考虑到秦代的气候比之今日较为温暖湿润,当时春初的物候比清代初叶早三个星期,即生长季比现在长得多,32在当时比较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富平县曾有过一定规模的旱地农业;应是可信的。当然也不排斥存在着其他一些农业类型,例如局部利用山泉沟水或浅层地下水灌溉的农业,引用黄河水漫灌少量农田的小型灌溉农业,洪漫地农业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关于“宁夏河套平原农业垦殖始于秦代,秦渠开于秦代当无疑问”的推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因与一系列事实相背,特别是没有切实可靠的文献或考古依据,单纯依靠推理来立说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四)秦渠既非秦代所开,其名又从何而来呢?秦渠原名秦家渠。有人认为,所谓“秦家”,也许与南北朝时符秦(公元350~394年间氐人符洪创建的前秦政权)有关。符秦实际上是通过匈奴族铁弗部刘卫辰来间接统治宁夏地区的,正如其后卫辰之子赫连勃勃控制宁夏地区时曾一度臣服于姚秦(公元384~417年间羌人姚苌创建的后秦政权)一样。按铁弗匈奴自末以来逐渐学会农耕,至刘卫辰时,种植业已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向符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33他们是有可能在宁夏河套修渠的。但卫辰父子臣服于前秦、后秦的时间均很短,赫连勃勃后来还自立为夏国(公元407~431年)。他们开的渠道以“秦家”为名的可能性不大。
  笔者认为,秦家渠之得名,很可能系由字音相近的渠名转音而来。据史籍记载,“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冠灵州,郭子仪败之于七级渠”;34宋元丰四年(公元l081年),高遵裕围灵州,“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35可见唐宋时的灵州城(在今灵武县城西南)附近有七级渠,亦即唐宋时七级渠的地理位置与元明时之秦家渠(今秦渠)流经线路大体相合。看来可能当年的七级渠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长了,将“七级”误转音为“秦家”,遂以讹传讹,故西夏之后,七级渠之名消失,却在文献上出现了秦家渠。至于清人吴广成在搜集吴料、编撰《西夏书事》一书时,将秦家渠与七级渠等并列,把许多不同时代的渠名全都拉扯在一起,显然是弄错了。
  我们水平有限,对事实的叙述与论证有不当之处,尚望批评指正。
  附注:
  1参见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1979年,水利电力出版社;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l982年,水利出版社;汪一鸣:“试论宁夏秦渠的成渠年代”,《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l981年第4期;卢德明:“关于宁夏引黄灌溉创始年代问题”,《宁夏水利科技》水利史志专辑(一),1983年第l期。
  2参见田尚:“试论‘塞北江南’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冯并:《塞上明珠朔(“秦汉古渠话源头”一节),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3所谓“朔方”。当时有两种涵义,一是指朔方郡(今内蒙古包头以西后套地区)而言,一是泛指朔方刺史部(下辖》方、五原、上郡、安定、北地等郡,当时宁夏河套平原大部分属北地郡,小部分属安定郡)所属广阔地区,由上下文分析,这里当指朔方郡。令居即今甘肃兰州永登附近。参见《汉书·地理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1974年,中华地图学社)。
  4由《居延汉简》、出土汉代官印等文物可知,“田官”与“盐官”、“铁官”等类似,是一种政府业务行政机构,专门管理屯田事务。参见安作璋《汉史初探》(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及宋治民“汉代铭刻所见职官小记”(《考古》,1979年第6期)。
  5《汉书·武帝纪》。
  6、7、8参见《史记·平淮书》和《汉书·食贷志》。
  9《史记·河渠书》。
  10《水经注疏·河水三》。
  11《汉书·沟洫志》。
  12《后汉书·西羌列传》。
  13《魏书·刁雍传》。
  14《水经注》卷三河水。
  15转引自安作璋《汉史初探》一书。
  16参见《旧唐书·李晟列传》、《新唐书·代宗本纪》、新唐书·李晟列传》和《新唐书·吐蕃列传》。
  17《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陕西十一。
  18参见钟侃:《宁夏文物述略》,1980年,宁夏人民出版杜;侯仁之等:“乌兰布和沙漠东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l965年,科学出版社。
  19《史记·匈奴列传》。
  20《史记·秦始皇本纪》。
  21参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22《汉书·爰盎晁错传》。
  23同21
  24《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25同19
  26参见《汉书·武帝纪》;《汉书·司马迁传》;季镇淮:《司马迁》,l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郑鹤声:《司马迁年谱》l957年,商务印书馆。
  27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1659年,科学出版社。
  28《史记·蒙恬列传》。
  29由《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黄河流域原始社会晚期遗址图”可见,内蒙古前套鄂尔多斯高原东部、陕北一些河谷
  地带,在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农耕经济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由《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可知,战国时赵国曾在前套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移民开发,经营田畜(旱地农业和草原畜牧业)。
  3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l980年第6其。
  31参见《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卷三河水,《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
  3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侯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l979年,科学出版社。
  33参见《魏书·铁弗刘虎传》;林干:《匈奴史》,197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4《新唐书·代宗本纪》
  35《宋史·刘昌祚传》

【编辑】:姚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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