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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张伟兵总结宁夏引黄古灌区历史作用
2017-10-11 17:12:00   来源:新商务周刊

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历史作用

张伟兵

  被尊为“四渎之宗”的黄河东出黑山峡后,入宁夏境流经卫宁平原,过青铜峡后纵贯银川平原,然后从石嘴山出宁夏境,流程 397千米,称为宁夏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当代中国十大新天府之一”等等赞美,都根源于宁夏引黄古灌区。

  从气候和地理条件来看,宁夏平原属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雨少风多,蒸发量大。但同时,平原地处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之间的断裂下陷地带,四周为高地和沙漠包围,黄河流经平原全境,经过地质时期黄河水的冲积和贺兰山洪积,形成冲积平原。平原西部的贺兰山脉南北绵亘 200 余公里,与平原高差 2000 余米,形成天然屏障,阻挡或削弱了来自西北方向的戈壁沙尘和高天寒流,对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灌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一定作用。而过境的黄河水水量充沛,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坡降适当,引水、输水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宁夏平原成为发展自流灌溉的理想地区。

  从历代开发和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早在秦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套地,开始在平原戍边屯田。汉武帝时期,平原已有明确的引黄灌溉的史籍记载,且颇具规模,成为我国最古老的灌区之一。北周战乱,随着大量南人迁入,宁夏平原始有“塞北江南”之称。唐代,随着引黄灌溉的大规模开发,稻麦面积迅速扩大,粮草充盈,士马强盛,而且水乡景色与边塞风光交相辉映,“塞北江南”的美誉从此扬名海内。以后历代皆有建树,相沿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效益。此外,历史上中国边疆防御的重点多在北方,宁夏平原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经常发生战争,平原成为历代王朝屯垦戍边的战略要地,在西北乃至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为巩固西北边防,维系王朝政权,一方面在宁夏平原驻兵边防,另一方面又需屯垦大力发展灌溉事业。

  宁夏引黄古灌区这种特定的时空发展特性,在促进宁夏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该地区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历代的屯垦戍边,灌区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区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维系边境社会稳定,巩固中原王朝政权和疆域,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历代各族人民对灌区的长期开发,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独特的绿洲生态系统,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维护做出了贡献。灌区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孕育了丰富深厚的灌区历史文化,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以下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边境稳定、生态维护、历史文化等方面,就灌区对区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略作阐述。

  一、引黄古灌区是宁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造就了“塞北江南”,成就了宁夏农业经济的繁荣

  灌溉在农业文明的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宁夏引黄古灌区对宁夏农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汉、唐、明、清是宁夏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引黄灌溉在其中占据有重要地位。汉代是宁夏引黄灌溉开创时期;唐代,宁夏平原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明代,宁夏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清代则是宁夏灌溉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年间(前 122 ~前 117 年),匈奴退出河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后,“汉度河自朔方(郡治在今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另据考古发掘,当今在宁夏平原各地发现的汉城、汉墓群遗址也证实了汉代在宁夏平原的确有过相当规模的开渠屯垦活动,历史上有名的高渠、光禄渠、七级渠、汉渠等古渠最初就开凿于汉武帝时期。

  唐代,宁夏古灌区经过汉魏时期的开发,初步形成沟渠纵横连接的灌排系统,史籍所载这一时期的灌渠有:薄骨律渠、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光禄渠、尚书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渠的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塞北江南”的美誉也由此而来。唐代诗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是最早赞美灵州为“塞北江南”的记载。早在北周时期,史籍也有“塞北江南”的记载,北宋名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在记述怀远镇中谈到,“有水田、果园,本赫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但此处仅指怀远镇。

  另有《太平御览》引隋《图经》记载,北周宣政元年(578 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将吴明彻,俘获 3万余人,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但此处是指江南的习俗礼仪。唐代宁夏平原的繁荣景象,《元和郡县图志》也有记载:“(贺兰)山之东,(黄)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

  明代,政府利用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充分利用黄河水利的便利条件,在宁夏平原发展屯田生产。《明太宗实录》卷 38 记载,永乐三年(1405 年),成祖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皆总兵何福勤于用心所致”,故对何福特加“赐敕褒美”(《明史·食货志》)。  

  英宗年间(1436 ~ 1449 年),宁夏各卫所仓储充裕,形成“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藉以水利”的富饶景象。明安塞王朱秩炅有一首《渠上良田》:“天堑分流引作渠,一方擅利溉膏腴。鱼游浅碧东风细,花涨残红暮雨余。千顷良田凭富足,万家编户获安居。亢阳任尔为骄虐,稔岁何妨史氏书。”即是明朝宁夏平原引黄灌区农业经济繁荣景象的写照。

  清代,宁夏平原经过康、雍、乾三朝不断地对渠道修浚与开凿,尤其是大清、惠农、昌润三大干渠的开凿,宁夏引黄灌区形成了空前密集的灌溉网,灌溉面积迅速增加,农业生产呈现繁荣景象。《嘉庆一统志》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大小干渠有 23 条,全长 1000多公里,灌田210万亩,创空前记录。宁夏平原成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秀丽富饶之区。与此同时,清代宁夏平原的种植业种类也逐渐增多。

  据乾隆《宁夏府志·产》记载,与明代相比,清代宁夏平原的谷之属中增加了绿豆、黄豆、红豆等;菜之属中增添了刀豆、豇豆、地椒、沙芥等;果之属中多了胡桃、含桃等 ; 药之属中又丰富了柴胡、荆芥、防风、黄芪、麻黄等。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土地生产力也随之提高。民国《朔方道志》记载:“(大清)渠成于今已七年矣,吾宁人左飱右粥亦习以为常耳。去秋西鄙早荒所在,流离饥饿,试思今日之饱食嬉游,得享昇平而歌乐土者,其谁赐焉。”

  二、历代对引黄古灌区的开发,促进了宁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推动了社会进步

  历代引黄古灌区的开发,推进了宁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西夏重视引黄灌溉,李元昊在 1032 年至 1048 年间,曾修建长300多里的李王渠(又名昊王渠),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以开国皇帝名字命名的古渠。

  《宋史·夏国传》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得益于农田灌溉的发展,农业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兴、灵等沿河诸州县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鸣沙县“御仓”,窖藏粮食达到百万(石)以上。党项族逐步摆脱游牧生活,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

  元代也是游牧民族,蒙元政权建立后,推行重农政策,重视水利建设。副河渠使郭守敬多次前往宁夏平原视察水利,并对废坏淤浅的汉延、唐徕、秦家等渠予以修复,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修浚方案。由此,宁夏平原再现“塞北江南”的景象,也为蒙元政权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历代引黄古灌区的开发,也促进了宁夏平原人口增长,城乡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推动了社会进步。以明清为例,明代宁夏平原作为边防重镇,士兵和当地百姓均编于卫所建制,并被赋予军籍,而民籍也是登记在册,属于军卫制范畴,大致十分之七人屯种,十分之三人卫戍。文献记载,明末万历年间,宁夏平原共有人口约13万人(16l7年),主要集中在宁夏镇附近。清代,随着引黄古灌区的大规模开发,宁夏平原的人口飞速增长。清嘉庆年间(1820 年),人口达到 139 万余人,为明末万历年间的 10 余倍之多。  

  同时,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改变。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同处河西灌区,由于拥有唐徕渠、汉延、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渠五大引黄干渠,灌溉面积超过 100 万亩,三县人口达 78 万余人,占宁夏平原总人口的约 60%。中卫县地处卫宁灌区,中小型渠道密布,共有大小渠道 16 条,灌溉面积 27 万余亩,人口 28 万余人,约占宁夏平原总人口的 22%,甚至超过灵州的人口数。

  清代宁夏平原渠道的稠密比例,成为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的标志。人们沿渠而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代宁夏平原的街坊市集共有 25 处,其中,镇城 12 处,西路广武营 5 处,宁夏后卫 4 处,另有鸣沙州城和东路兴武营各有 2 处。清代,街坊发展为市集,乾隆《宁夏府志》记载的市集有 41 处,其中,府城 15 处,中卫县 11 处,灵州 9 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各有3处到4处。

  “街坊”是街巷和街市的概念,商业性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明代的街坊主要集中在镇城,约占全部的一半;清代市集的商业性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交易功能突出,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分布也较为分散。乾隆《宁夏府志》卷 6《坊市》记载,府城商贾林立,“久称西边一都会矣。”

  三、历代对引黄古灌区的开发,促进了多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实现了多民族的大聚居、大融合

  引黄古灌区的发展,也促进了多民族的聚居、融合。宁夏平原自古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的地方。秦末汉初,匈奴频频南下,入居北地,甚至攻进萧关(今固原市泾源县境)。西汉文帝时,开始募民屯戍。武帝时厉行屯田耕战,几度大规模移民实边,北部灌区得到开发,是历史上宁夏人口第一次稳定发展时期,汉族成为本区人口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鲜卑、匈奴、羌、羯、氐等族纷纷迁入,仅移入南部的鲜卑族即达万余人。其中乞伏、贺兰、河西等部在贺兰山(汉代称卑移山)一带游牧,从而留下了乞伏山(贺兰山北段)、贺兰山等地名。北魏时,政局稳定,引黄灌溉得到发展,人口增加,北魏政权曾将归附的柔然族万余户、敕勒族数万人安置于南北各地,又迁关东汉人和胡人屯田。

  当时俗称汉代始建的上河城(今永宁县境)为汉城,南典农城(今青铜峡市境)为胡城(又称胡地城,北魏破夏国时将所收胡户徙此),河东浑怀障(原陶乐县境)为历城(因徙历下民居此而得名)。北周建德三年 (574 年 ),再迁 2 万余户于怀远郡(今银川市),宣政元年(578年),迁江南降卒 3 万余及江淮居民于此。宁夏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和汉族相互融合的基地。

  唐代,宁夏平原被誉为“塞北江南”,平原北部的灌区成为军队集中地。以灵州城为治所的朔方节度使.领有镇兵 6.4 万余,为唐朝最大的军镇。宁夏平原成为安置各归顺部落的多民族聚居区,如贞观初年安置突厥降户于中部他楼城;高宗时安置西突厥部众于盐州;咸亨时吐谷浑部数千帐迁入,置安乐州;由河西走廊迁入沙陀部 3 万余人,从西部迁入党项、吐蕃等。还特置 7个羁縻州、府,安置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宁夏平原一时“种落愈繁”,人口激增。 

  西夏据有宁夏中北部,境内有党项、吐蕃、回纥和汉族等民族。由于发展灌溉农业,兴、灵等沿河诸州县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中兴府人口 20 万左右,灵州居民 34757户,境内驻军 22 万以上。

  元代,官府组织陆续迁入各族人口到宁夏平原,如湖北移民万余人,各地军兵、南人、新民、新附军前来屯垦。宁夏平原北部人口超过唐代。元初,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还被签发来到宁夏平原,称为“回回”,其中部分被编为“回回军”,他们与当地女子结婚定居,并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军、回纥人等逐渐融合,形成回族聚居区。

  明初,宁夏作为边防要地,一度将当地人口迁往关中,后又大量迁入江南及中原居民,成为汉族和回、蒙古等族聚居区。

  清代,政府鼓励招垦。《清世宗实录》记载,至雍正六年(1728年),招徕民户达 4000 户,“可垦之地有二万余顷,每户以百亩授田,可安置二万户”。清代,宁夏平原还新增一个定居民族——满族。雍正年间,于府城外东北五里筑“宁夏满营”,驻八旗官兵5000人,连同家属、工匠共 1.2 万余人。随着不同民族进入宁夏平原,这里呈现出一番新的景象。乾隆《宁夏府志》记载:“意兆欢呼,争先趋附,开田园,葺庐舍,犁云遍野,麦浪盈畴”。

  正是历代对引黄古灌区的不断开发,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宁夏平原各民族的大聚居、大融合得以实现。

  四、引黄古灌区是历代王朝屯垦戍边经略的根本,维护了边疆稳定,巩固了王朝政权和疆域。

  自古以来,宁夏平原地区就是拱卫关中、通往塞北乃至西域的枢纽,因而成为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争夺的地区。宁夏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与经济富足,不仅直接关系着该地区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关乎国家边疆地区的稳定。因此,历代中原政权都对宁夏引黄古灌区十分重视。

  北魏统一北方后,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下,北魏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刁雍,出任薄骨律镇将 11 年,修复旧渠,新开渠道,向北 40 里合旧渠,沿旧渠 80 里至灌区,共灌田4 万余顷,史称艾山渠。开渠后 3 年即可向今内蒙古五原一带运送军粮60 万斛。《水经注》记载,黄河自青铜峡以下,还向东分出支河,灌溉富平一带农田。薄骨律镇也成为北魏王朝西部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边境得以稳定。

  唐天宝年间(724—756 年),驻灵州的朔方节度使有兵64700名,马 4300 匹,兵强马壮,成为劲旅,时谓“天下劲兵在朔方”。粮草给养,数量巨大,由于发展引黄灌溉,大搞屯田,使谷稼殷积,“不烦禾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受到武则天皇帝的墨书嘉奖。(《旧唐书·娄师德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4 记载,宋臣何亮言:“臣以为灵武入绝塞,有飞挽之劳,无毛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何亮的这段话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直接表达了宁夏平原引黄灌区对边境稳定和疆域巩固的重要意义。

  西夏是 11 世纪至 13 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其领土面积约 2 万余里,与宋、辽相比很小,但却能与宋、辽(金)抗衡近 200 年,主要依赖的就是引黄古灌区。《金史·夏国传》载,“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北方,进攻南宋,需要足够的粮食供应,对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开发建设极度重视。中统二年(1261 年),在此设西夏中兴行省,后改中兴府路,隶甘肃行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取“夏地安宁”之意,改宁夏府路,并一度设宁夏行省。同样反映了引黄灌溉对中央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 

  明代,宁夏为九边之一,屯有重兵,引黄灌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宪宗实录》卷 78 记载:“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张蓥言:宁夏屯守之资,全赖黄河水利。”乾隆《宁夏府志》亦载,宁夏平原引黄河水灌田屯种,“军民藉此以食,边圉藉此以保矣”。明臣谭性教因而指出:“治渠岂止利民足国,且以御虏南牧功奚啻倍。”这句话的意思是:“发展引黄灌溉哪里只是为了富国富民,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侵的功劳要大得多啊!”

  清朝入关后,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在全国设 13 处八旗将军衙门,宁夏就是其中之一。民国《朔方道志》卷 11《兵防志》记载:“朔方三面邻蒙,秦筑长城,明筑边墙,设防详矣。今虽东西两蒙同归节制,黄河无复防秋之事,然版图式廓,形胜是规,亦锁擒干城之任也,思患防是不能不有。”

  这句话直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朔方”三面与蒙古相邻,秦朝和明朝都构筑长城,使得边防稳固,现在虽然蒙古一起归于本朝治下,河套地区没有过去对外防御的任务,可是,疆域的态势,版图的构架由此形成,这也是宁夏平原作为经济、军事重地所发挥的作用,想来对边防的忧患意识不能没有。这是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宁夏平原农业经济的发达对边境稳定和疆域巩固的重要性之后做出的判断。正是因为宁夏有引黄灌溉之利,农业逐渐繁荣起来,才能提供一万多八旗兵匠和其他部队及其家属长达近 200年的衣食之需。

  五、历代引黄灌溉的发展,造就了宁夏平原丰富而独特的农田生态系统,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历代对宁夏平原的水利开发,不仅造就了宁夏平原的“塞上江南”,也造就了宁夏平原丰富而独特的农田生态系统。昔日的荒榛草莽,沮洳瀉卤,成为膏壤腴田,也构成了宁夏平原独特的生态绿洲景观。明嘉靖《宁夏新志》对此有多篇诗作。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受封庆王,驻藩宁夏。他长于诗文,写有很多赞颂和描绘宁夏自然风光与人文地理景观的诗文。他在《汉渠春涨》中写道:“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明孝宗弘治年间,右副都御史王珣巡抚宁夏,称宁夏“左黄河,右贺兰,山田形胜,鱼盐水利,大大有之”。

  在一首反映宁夏水利景观的诗作《造坝》中写道:“河流两派绕边城,保障平当一半兵。不为板桥频建置,肯将石闸创经营。百年敢信居民逸,此日应知水患平。渠道汉唐依旧是,山田形胜总生成。”明世宗嘉靖年间,右副都御史杨守礼巡抚宁夏。

  他在看了汉延、唐徕二渠之后,写有《观两坝》:“闸分天上水,工自古人奇。农亩沾春阔,鱼舟待月迟。汉唐能保障,天地亦何私。惭愧观风客,年年注意时。”此外,诸如行人王弘的“东西处处人栽树,远近家家水灌田”;大学士金幼孜的“白海堆盐封碛外,黄河引水注田间”;流寓潘元凯的“汉唐渠水流潏潏,冬则涸今兮则溢”;陕西三边总制兵部尚书王琼的“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万井稠”等诗句,均是对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生态景观的摹写和映照。

  宁夏各族人民在长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生态绿洲系统,不仅保证了引黄古灌区能够持续发挥效益,而且随着人工水文网络、人工植被大幅度增加,发挥出“湿地效应”“绿洲效应”,相应改善了区域小气候。灌区绿洲与贺兰山相辅相成,对于抑制大范围土地荒漠化、抵御沙漠化的入侵、沙尘暴施虐,保护黄河起到了生态屏障的作用。

  但是,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造就,也付出了环境问题的代价。这方面以土壤盐渍化问题较为突出。1938 年至 1940 年,叶祖灏在对宁夏进行考察后写成《宁夏纪要》,当中在描述“冲积土区”时,就谈到土壤盐渍化问题:“然若干地方,渠水停潴、盐卤聚积,已使土地难于利用,将来若欲改良渠道,扩大灌溉面积,则对排水一项须加缜密研究。”

  1942 年,农林部垦务总局对宁夏荒地区域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宁夏水利向来沟渠并重,渠道引水入田,排水沟则将灌溉余水得以宣泄,使水无停蓄。然而因历年有沟道忽于疏导,日渐淤塞,沟渠遍地,纵横交错,使水无出路,至湖沼低地,常受其淹没。土壤的次生盐渍化,成为影响宁夏引黄古灌区农田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六、引黄古灌区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滋润了宁夏平原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丰富的黄河文化

  从地理意义上来看,黄河文化是一种产生和发展于黄河流域的地域性文化。但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黄河文化无疑是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著名学者安作璋先生总结黄河文化的三个典型特征为:经济上,黄河文化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这是黄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政治上,黄河文化以正统思想为核心,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同化力;文化上,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系统,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有着强大的向心作用。

  宁夏引黄灌溉在两千多年的持续运行中,滋润了宁夏平原的农业文明,也孕育了丰富的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岩画文化、石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边塞文化、农耕文化,等等,所有各种文化,都与历代对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开发利用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鉴于文化的宽泛性,这里仅就与引黄灌溉关系较为密切的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是宁夏平原历代人民在开发利用引黄灌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用水管水经验,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做出了贡献,创造了辉煌的引黄灌溉文化。东汉时期,北地郡的引黄灌溉已采用“激河浚渠”工程。《后汉书·西羌传》载,“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 , 省内郡费岁以亿计。”激河之法,是以船载石在河中落石下沉,形成潜坝,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大入渠水量。若无一定技术,很难沉到预定位置,所谓“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

  北魏创立了“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溉制度,运用轮灌办法,既保证了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灌溉面积。西夏时期,当地人民根据宁夏平原的地理条件创造了草土围堰的河工技术,即以“垫草”的办法,稳固“井壑渠口”,从而减少渠流对进出水口的冲刷,保证渠道安全运行。

  西夏还制定有一套较完整的水利管理制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涉及水利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文有“春开渠事”“园地苗圃灌溉法”“冬草条椽供给”“灌溉”和“地水杂罪”等 5 门 40 条之多,从开渠、放水、岁修、派工、用料到违章处罚等有法可依。元代,郭守敬发展引黄灌溉,采用先进的水量调控技术,在引水渠口筑坝设闸,“更立闸堰”,用大木巨石构筑进水闸门,灌溉时开启闸门,河水即可顺利入渠,水流通畅;停灌时关闭闸门,水归大河,使农田免受泛溢淹浸之害,启闭自如,调控方便。

  清代创立的引黄灌溉河工技术和管理办法更多,如灌区内闸坝、堤口、陡口和飞槽交错分布,形成无坝自流灌溉系统,引水技术更为科学合理。灌溉用水实行封俵轮灌制度,所谓“封水”,是在放水后采用“严封实闸,逼水到梢”的办法,将上中游支渠斗口一律封闭,逼水到梢,再由下而上,逆鳞浇灌。所谓“俵水”,是在封水的同时,对于上中游灌水需时较长和高田灌水难的支渠,酌情留给一定水量,使其能与下游同时灌完。

  因此,封俵制度实质就是有节制、有秩序地开口放水。宁夏平原干渠长者有数百里,短者几十里,因此必须由水利官员为之封俵,故有头轮水(夏灌)、二轮水(秋灌)与冬水(冬灌)之说。为保证上、中、下游均衡受益,每轮水无论干渠、支渠均需坚持封俵轮灌制度,不得紊乱,违者严究。雍正九年 (1731年 ),侍郎通智在大修唐徕渠时,创议设立准石 12 块,上镌“准底”两字,埋于各渠段渠底,兼察淤澄。每岁春浚,以挑见此石为准。其法遂推行于各大干渠,成为渠道疏浚的衡量标准。此外,还有飞马报汛,以及“民捐民修,官为督办”的渠道岁修管理办法等。

  二是引黄灌溉与堡寨地名文化。明清时期,为保护屯田,修筑有保护性堡寨。这些堡寨大多依赖引黄灌溉而建立和生存。宁夏平原屯堡的修筑,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其建筑样式有大小之分。《明太宗实录》卷 33 载,永乐二年八月,明成祖敕命宁夏总兵何福曰:“宁夏多屯所,虏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内择一屯有水草者,四围浚濠,广丈五尺,深如广之半,筑土城,约高二丈,开八门,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辎重粮草皆集于此,无警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驱牛羊从八门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则寇无所掠。”

  永乐十二年(1414 年)九月,明成祖命兵部和都察院派员视察边境屯堡修筑情况,再次重申前令。《明太宗实录》卷 155 记载:“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濠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清代,随着宁夏平原人口的增加,新建的一些堡寨更是分布在引黄渠道附近,甚至直接以河渠来命名,如大坝堡、渠口堡、渠中堡、南长渠、北长渠、上宝闸、沿堤堡、尾闸堡等。屯堡的设立,为宁夏屯田固边、军队足食起了重要作用。当屯堡成为历史后,地方上就遗留着以“堡”和“屯堡”为名的村庄。如今,宁夏平原上以“堡”相沿袭的地名有近百个,成为明清屯田留下的地方文化遗产,也成为引黄古灌区深厚历史文化的见证。

  三是黄河与灵州文化。灵州,最早为灵洲。《汉书·地理志》记载:“灵洲,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 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师古曰:‘苑谓马牧也。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历史上,黄河流经银川平原时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主流在西,支流在东;主流与支流之间形成南北长约 90 余公里、东西宽约 30 公里的洲岛。

  通常,黄河之水随季节而涨落,而灵洲坐落在黄河洲岛上,但并未因黄河水的潮涨潮落而湮没,这在古人看来是一件神奇的事件,灵洲也因此得名。河奇苑实质上就是对黄河与灵州文化内涵的注释,体现了汉人崇山祀水的神秘思想。灵洲在东汉时改为灵州。唐代,社会稳定,灵州灌溉农业得到大力发展,号称“塞北江南”。

  唐至德元年(756 年),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确立了唐朝的中兴时期,灵州城成为唐朝重要的军事重镇、平叛时期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灵州被黄河水淹没,古灵州被迫“城凡三徙”,最后于宣德三年(1428 年)所筑新灵州城,即今灵武市。

  2003 年,在吴忠市郊区考古发掘出数百座唐墓,其中一座唐墓出土《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铭记载:吕氏夫人“至于灵州私第”“殡于回乐县东原”,回乐县是灵州治所,与灵州同城,考古专家因此认定:吕氏夫人墓志铭发现是古灵州城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的考古出土文物佐证。今吴忠市境内,还有明代官府所建的瓦渠、枣园、板桥等村落遗存。因此,今吴忠市与灵武市都是古灵州的继承者,都是古灵州辉煌历史的见证。其兴衰变迁,都与黄河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宁夏平原开发较早,宁夏引黄古灌区历史悠久。历代对宁夏古灌区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宁夏平原的经济繁荣,推动了区域社会进步,加强了民族交流与融合,维护了边境和疆域稳定,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沿黄文化,造就了“塞上江南”的神奇,保障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宁夏沿黄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藉此宁夏引黄古灌区开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之际,对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历史作用略作阐述,冀望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思想智慧,为引黄古灌区焕发新春、再现新貌,为宁夏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作者张伟兵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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