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水洞沟遗址区考察。
8月11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主办的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银川市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文博单位和高校的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及全国文博单位、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英国、葡萄牙、德国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内外代表160余人参加会议。
学术专题报告中，高星、Evgeny Rybin、张佩琪、LiLi四位旧石器考古专家分别以《水洞沟遗址群：年代框架与文化变异》《水洞沟第1地点视角下的南西伯利亚和中亚东部石器技术与类型的多样性》《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水洞沟人群的适应变化与技术转型》《探索标本产状特点与古地面变化之间的关系：以水洞沟第2地点为例》为题进行学术报告。林留根、张天恩、沈睿文、马强四位专家学者分别以《跨越长江的良渚文明》《宁夏发现的夏商周石器文化遗存》《农牧交界地带的一种城市模式——兼谈对盐池张家场古城考古工作的思考》《宁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进行学术报告。
水洞沟藏兵洞。水洞沟景区供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
“水洞沟模式” 让专业考古走进大众视野
在水洞沟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开发文化旅游项目，让科学研究和研学科普互为补充，向公众传播遗址的历史和文化，又让旅游景区富有特色、体验生动、互益共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将这种兼顾遗址保护、研究与利用，并形成富有特色、互益共赢的“政府+学术机构+企业”模式称之为“水洞沟模式”。
国内外专家在水洞沟遗址留影。
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打卡 水洞沟“火起来”背后藏着流量密码
水洞沟遗址是4万年前古人类生活的地方，遗址区分布着12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着诸多史前文化遗存和遗迹，是国内外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专家向往的考古圣地。
自1923年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每次都有丰硕成果；2021年，水洞沟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是我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水洞沟遗址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正不断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认可。
这里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年有近百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3年起建立合作后，首次大规模运用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新方法、新理念，耗时近5年时间发掘出水洞沟遗址第2、3、4、5、7、8、9、12地点，推动了水洞沟遗址的保护与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水洞沟遗址博物馆落成，遗址各地点、各景点被修葺和开发利用，成为科普教育的基点和旅游参观的热地；通过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向公众传播遗址的历史和文化。
总体来说，“水洞沟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各自发挥专长和优势：政府制定政策，支持科研与开发，承担遗址保护和管理的责任；科研单位负责遗址发掘、研究、价值阐释并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企业投资开发文旅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并为遗址保护提供信息，为考古工作提供便利。在这种模式下，保护与利用同行并重，科研与科普比翼齐飞，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科研成果反哺遗址的保护与文旅资源开发，政府、科研单位和企业分工合作，为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尽职尽责，共同创造科研、文化产品和经济、社会效益。
孩子们体验“模拟考古”项目。水洞沟景区供图
在“模拟考古”现场挖呀挖
来一场沉浸式穿越之旅
水洞沟遗址作为我国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百年的光辉历程，充满了探索、发现与智慧的火花，在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扩散、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生存适应，以及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序幕。而“水洞沟模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让专业的考古工作走进大众视野。
如今，普通游客走进水洞沟景区，可以参观“会地震的博物馆”，了解遗址被发现与研究的历史，观赏从地层中发掘出土的材料，在沉浸式体验区近距离欣赏先祖的生命之舞，感受他们遭遇的雷电洪涛和地动山摇；可以到古遗址前寻觅先人的足迹，体味考古工作的精细、严谨和对过去历史抽丝剥茧般的揭秘过程；走进“张三小店”，触摸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在“水洞沟村”体验“钻木取火”“石头煮羊肉”的“先进技术”；用击打等方法制作一块刮削器，试着剥开一块羊皮；和“疯狂原始人”共舞，感受“火”带来的欢喜……
这些研学项目新奇有趣，既是对我们从课本中学习到的“钻木取火”等知识进行直观体验，也可以让更多人对原本枯燥难懂的考古学发生兴趣。水洞沟景区副总经理罗燕表示，景区里最受中小学生欢迎的体验项目就是“钻木取火”“打制石器”“模拟考古”“探方发掘”等。
灵武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邢颖介绍，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之际，水洞沟景区内除了固定的“模拟考古”项目，还在景区入口处广场设置了“智取原石密盒”互动节目，搭建了非遗展区，让游客在游览中增长考古知识，也更加深入地了解水洞沟遗址的历史文化脉络。
来到水洞沟，可以实现从时间到空间的穿越，从4万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到明代500年前的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是时间上的穿越；从地上的明长城、大峡谷和红山堡，到地下的藏兵洞，这是空间上的穿越；从宁夏跨过明长城到达内蒙古境内，是地域上的穿越；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骑骆驼、骑马、乘坐观光船，这是交通体验的穿越……
4万年前，这里是古水洞沟人的生活乐土；4万年后，这里成为人们感知古人，探索历史，旅游发展的乐园。这里，正书写着下一个百年的辉煌故事……
（记者 张雪梅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乔新宇摄）
在水洞沟博物馆门口，高星和老朋友合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高星：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来惊喜的地方
“水洞沟是一张文化名片，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人群的交流、迁徙、融合，以及人类对特定环境变化的适应。而这些发展变化最后都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8月11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表示，“水洞沟发现100周年，应该说是学术界，尤其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儿。因为从遗址的发现、发掘到研究，能够经过100年，而且不断出台成果，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
高星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欧阳志山介绍水洞沟遗址发现百年活动。
发现用火痕迹，水洞沟人规模较大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的地方！”20余年不间断发掘，也不断取得重要发现，无论是多种类型、技术独特的石制品，还是动物化石，都让高星和团队欣喜不已。
“当时在第二地点看到有一处剖面，土被烧红，像砖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人类集中用火的地方，能够留下砖红土，说明用火的时间非常长。”2002年，高星在水洞沟第二地点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古水洞沟人用火的痕迹。
“当时做过标记，但再来发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大的遗憾。”2003年，高星来到水洞沟遗址时，当时的剖面很大一部分已经坍塌，非常重要的一些遗物遗迹已经消失。
虽然继续发掘这个地层的时候，又找到一些用火的遗迹，有灰坑，有一些烧得发红发黑的土，但再没找到那种厚的、烧成砖红壤这样的遗迹，这让高星和团队成员意识到水洞沟遗址发掘的紧迫性。
“因为有火，他们要在这过夜，也可能在这过冬，所以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狩猎、采集或者制作石器的场所，而是一个生存的大本营。”因为有大量火塘，说明当时这里的人群规模比较大，而且大量用火，连续在这里生产生活。”每每说到这些，高星都难掩兴奋之情，“我们找到了核心的遗址区。”
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水洞沟景区供图
现代烹饪技术 “石煮法”， 水洞沟人早在用
在对古水洞沟人用火的不断研究和分析期间，高星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有些石头是被火烧过，但火烧是为了改变石头的质地，从而更好地制作工具。高星表示，“当时的水洞沟人非常聪明，就像我们现在用火来炼钢、煅烧，包括给陶瓷定型的技术，都源于这种用火处理石头的方法。”
在水洞沟第12地点，高星有更惊喜的发现。有些石头烧过以后，放在水里，然后把水烧开，将水里的食物煮熟。“这种被我们称作‘石煮法’，是一种很现代的烹饪技术，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惊喜。”
首届旧石器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 宁夏文物考古所供图
发现大量装饰品， 水洞沟人很爱美
另外一个惊喜来自高星多次讲过的鸵鸟蛋皮串珠装饰品。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偶尔在剖面下面捡到圆圆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中间有孔。刚开始觉得很惊讶，后来在第二地点一次发现了数十枚。在显微镜下观察后，才发现它们竟是用鸵鸟蛋皮制作的，而且上面有钻孔，有磨圆，甚至还被火烧过、染过色。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是当时人有意利用鸵鸟蛋皮来加工制作的装饰品。“‘爱美的水洞沟人’就是由此而来的。”
高星推测，大量装饰品的出现，很可能是古人到这个地方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鸵鸟在生活。这不仅是当时人对美的追求，也可能是对族群身份的认同。而且，制作这种串珠，很可能已形成了一种手工业的“产业链”，也可能是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换和贸易，来获得一些生存的资源。
百年发掘研究，还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已经走过整整百年的历程。在水洞沟工作20多年的高星，研究了古人群在遗址生产生活的时代框架，不同地点的文化特点、文化序列及其多样性与变异性，同时探讨文化转型的成因与机制。但长期以来，对于水洞沟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遗址不同地点都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古人类在该遗址生存的确凿时代是什么（以前的少量测年数据散布在距今3万多年到1万多年的区间）？遗址出土的石叶制品和小石片制品是何关系，是同一套文化组合还是分属不同时期、不同的技术体系？该遗址的石叶技术体系是何来龙去脉？当时人类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
古水洞沟人生存生活的阶段，刚好处于末次冰期时期，那时候地球比较寒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150多米，很多地方都因为寒冷和缺水导致动植物资源发生变化。而那时候的水洞沟，却是一个得天独厚、人杰地灵的地方。
“环境对古人类的影响特别大，这个地方之所以留下这么多的文化遗产，与特定时期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高星说。通过地质考察和考古调查发现，这里自古就有黄河带来的湿地环境，有很多的古湖、古河道，以及丰茂的动植物资源。4万多年前，从北方、西方有人群迁徙而来，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但是随着资源不断变化，到大约2万年前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群基本消失了，为什么？或许是到了末次冰期最冷时期，这里也不具备生存条件，人类只好迁移到更南的地方，或者条件更加优越的地方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水洞沟遗址位于黄河边上，是远古人类的家园，是我们的遗产地。随着文化不断地演进，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高星表示，“正因为这里具有很强的稀缺性、独特性，在世界上也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这里既是科研的圣地、考古的圣地，也是文旅资源开发的一块宝地。”
正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所言：“水洞沟遗址作为我国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百年的光辉历程，充满了探索、发现与智慧的火花，在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扩散、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生存适应，以及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发掘与研究，需要从源头上厘清遗址的精细地层和精确时代，需要对出土材料以现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做整理、分析和阐释。”（记者 张雪梅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记者张雪梅摄）
我的头发是在这儿变白的
高星。
“我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水洞沟度过的，我的头发也是在这儿变白的。”8月12日，参加完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高星回到水洞沟时，和景区工作人员热情地握手、寒暄、合影。
“我在水洞沟遗址工作了20多年，算是老资格了。”从2002年开始，连续20年不间断地在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高星早已把自己当成水洞沟的一名工作人员了。
在他心中，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文旅资源和考古研究圣地，4万多年前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演化并且留下遗物和遗迹，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带领我的学生，还有国内很多同行都在这里挥洒过汗水，流下过心血，这里既有学术的收获，也有情感的收获。”和严肃的学术交流不同，说到与水洞沟的渊源时，高星脸上堆满了笑容。在水洞沟考古发掘的20余年中，高星所带的团队中，至少有两对学生在这儿相遇、结缘，结成夫妻。“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在工作中相识相爱，而且还在业务上共同进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
“水洞沟遗址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殿堂，也是我情感的所在地。就是这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获得了很多学术上的收获，发现了很多材料，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196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带领科研队伍赴水洞沟，持续开展了多轮发掘。2000年，高星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旧石器领域深耕。2002年—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水洞沟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高星带领团队，开始了对遗址核心地点持续20年的新一轮发掘与研究，主动发掘工作依次在第2、7、8、9、12、1地点进行，期间还承担了为配合基建项目而对第3、4、5地点的清理发掘。这些发掘与对相关的样品测试、出土材料分析，使研究者对于该遗址的分布、形成过程、地层序列与文化时代，古人类的技术特点、演变和生存适应行为模式等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诸多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料、数据和成果，水洞沟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秘密被渐渐揭示。
同时，水洞沟也是高星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水洞沟遗址是科研的基地，也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他不仅在水洞沟延续田野课堂，每年继续招募、培训新的一代旧石器学子，还在2021年承担起国家文物局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的培训任务，作为班主任组织了从授课、培训到发掘、整理的全部工作。“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这个遗址实习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们很多都变成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成为学术带头人。”高星表示，相信这种科学的作用，人才培养的作用，日后还会不断地发扬光大。（记者 张雪梅）
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博士张佩琪：
水洞沟人已经是现代人了
“模拟考古”项目。 水洞沟景区供图
“在距今4.1万年左右，水洞沟出现了石叶技术，但在大约距今3.4万年以后的石器组合中，石叶技术又突然之间消失了，重新转回为东亚传统的石片技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8月11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暨宁夏考古百年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博士张佩琪做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水洞沟人群的适应变化与技术转型”的学术分享。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水洞沟人已经是现代人了，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智人。”张佩琪表示。
水洞沟景区。水洞沟景区供图
关于水洞沟人石器技术的三个假说
在结合考古、环境和遗传学方面证据的基础上，张佩琪观察并分析了水洞沟石器技术转变背后的原因，同时提出了3个假说。
第一个假说，跟人口突然变少有关。如果一个人群的人口足够多，像石叶技术等复杂的技术可能更容易被学习、继承并保留下来，但如果人口突然缩减，就没有足够多的人去学习和记住这个复杂的技术，就会导致其突然消失，变回比较传统简单的技术。张佩琪解释，这个假说可能在水洞沟并不成立，因为不管是从地质还是古环境，或者DNA方面都没有很强的证据去证明，水洞沟及所在地区在当时人口有极速的缩减的现象。而且，我们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另一个较为复杂的技术——鸵鸟蛋串珠。所以说这个人口突然变少的假说，应该是不成立的。
第二和第三个假说是相互关联的，即石叶技术和小石片工业被用来适应不同的环境，同时生产使用这两个技术的人群也可能是不同的。早期的一个人群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水洞沟，后来另一个人群又带着不同的技术来到水洞沟生活。也就是说，不同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在水洞沟这里生存、活动。张佩琪介绍，从距今4.1万年到1.2万年，除了中间可能出现的小空白期，水洞沟有着不同的技术演替现象。这也表明水洞沟有着比较适合人类栖息的环境，所以人群会反复到这里生存繁衍。
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从石叶技术体系到小石片工业的技术回归，可能与东亚冬季风和夏季风影响下，生态环境层面上的人群动态变化及其适应策略有关。使用石片技术的人群，可能是从北亚或中亚通过人群的迁徙将技术传播到水洞沟，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同时期甚至更早的石叶技术的遗址。因为水洞沟处于东亚夏季季风带的北缘，是以夏季风主导的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主要发现的遗址以石片技术为主导。而西北区域的中亚和北亚则是相对较冷的大陆性气候，则以石叶遗址为主。不同人群可能使用不同的技术去适应差异的环境。而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这两个生态区域的人群也会随着迁移，所以在两个区域的交界处，即水洞沟所在的地方，出现了显著的技术变化。
参加学术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在交流。
水洞沟人已经是现代人了
水洞沟人到底是从哪来？后来又到哪儿去了？这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对此，张佩琪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水洞沟遗址的考古发掘，都是以考古遗存为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化石，更没有DNA证据去证明，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人群就很难定论。目前来看，相对于北亚人群，水洞沟人和北京的田园洞人可能存在比较近的关系，因为地理上较为接近并且年代上重合。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水洞沟人已经是现代人了，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智人。也就是说如果说真有化石发现，复原之后他走在大街上，你基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来自三四万年前的人，跟咱们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张佩琪表示，“从遗址的年代和遗存中发现的鸵鸟蛋皮串珠、石器技术等特征上看，也都表明水洞沟人当时已经是现代人，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
一次考古，让她与水洞沟有了不解之缘
张佩琪，今年刚刚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2014年，本科毕业的张佩琪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2015年，她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等老师走进水洞沟进行田野考古。也就是那一次，让她和水洞沟有了不解之缘。
“那是我第一次在水洞沟进行田野考古，但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石器和动物骨头，还有鸵鸟蛋皮串珠装饰品等，这个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遗址的出土遗物特别丰富，还体现了石器技术的文化交替，这是一个很特殊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让我更多地去了解当时人群的文化、交流、移动等。”张佩琪的硕士毕业论文便是基于水洞沟第二地点发掘的材料。在就读博士期间，张佩琪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水洞沟人群的适应变化与技术转型”进行深入研究，这个材料也成为她博士论文研究中的一部分。“我会继续研究水洞沟遗址，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回到这里，继续田野考古。”张佩琪说。 （记者 张雪梅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乔新宇摄）
学术会议现场。
水洞沟考古有“黑科技”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引入了数字化发掘和资料整理系统，首次采取了文化层为主、水平层辅助的发掘方式。”8月13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郭家龙介绍，“3D建模、无人机航拍、全站仪测量等全程应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之中，水洞沟遗址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和理念得到又一次提升。”
水洞沟第2地点的发掘与以往旧石器考古的发掘不同，从2014年开始，宁夏考古所将国外先进的田野工作理念、技术手段引入国内，使用全站仪和一些配合全站仪的测绘软件、实验室观测软件、3D数字图像软件的操作及功能，实现野外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的高效数字化，更为精确、深入地挖掘旧石器遗址中所蕴含的古人类点滴信息。利用全新的数字化记录系统、数据分析软件，利用全站仪与数据终端的互联，发掘过程中随时记录遗迹、遗物的坐标、产状、倾向、倾角等，对不同年代不同区域发掘的遗物进行随时调取、分析和统计，形成水洞沟遗址完整的考古数据库。
“在野外工作中面对像水洞沟这样遗物丰富、埋藏密集的旧石器遗址时，利用数字技术不仅可以降低批量数据获取中的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也可以提高获取的速度和精度。”郭家龙表示，利用3D技术等数字手段可以最大限度解决采集野外信息等问题。经过多年实践，该方法也被优化应用并推广到全国多个旧石器考古发掘工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表示，随着近些年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高精度的年代测定、分子古生物学方法的应用，更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解读文化遗存中蕴含的信息，为水洞沟遗址的科研事业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在承天寺塔院内长期展出的“世纪华彩水洞沟——水洞沟遗址百年展”中，通过文字、图片、文物标本等方式，对水洞沟遗址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和理念做了重点介绍，特别是在新技术、新模式下的工作场景，成为展陈一大亮点。（记者 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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