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坛领袖、诗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中有《送兵部董侍郎总督宣大》诗二首，其中四句云：“素囊游牧近云中，挟赏连兵势渐雄。并镇规图传往牒，摆边残卒卧雕弓。”其中“摆边残卒卧雕弓”一句中提到的“摆边”，是明代在西北边境中常用的一种守边拒战之法，大明三边总督王琼就曾在今花马池一带采取“摆边”之法戍边御虏。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明朝廷因西北边事吃紧，由阁臣桂萼推荐，起用已经70岁的老臣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王琼赴任后，巡视险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御边防守之策。认为“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占为先，且吾聚兵3万，用费千金，利于连战。若潜师以待，贼或不来，久之师老食尽，兵悉罢散，而贼仍拥至，岂不失策乎！”于是，王琼针对宁夏、延绥等地边镇士马各守其地，互不相及，致使鞑靼诸部往往能够轻易窃入，拒之则无人，逐之则不易的问题，提出了将各镇士马在鞑靼诸部有可能进入的地方分布，用“摆边”之法，以拒其入。

　　所谓“摆边”，即王琼演练的“摆墙拒战之法”。根据《皇明九边考》等史书记载：明代河套千里之地，有数万鞑靼部入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如果准备大举南下时，则传令诸部，晒干肉，收乳酪，并按约定时间聚众而进。集合的队伍达到二三万人时，夜间火光连绵，望之无际。这时，明军夜不收（明代边防哨探或间谍）在远处瞭望就能够得到准确消息，边防守军随即预作防御准备。此外，鞑靼部南下在快要靠近边墙安营时，必须就近处有水泉。而花马池一带边墙外只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定边营外有东柳门井等几处井泉，其他地方皆无井泉饮马。而这一带沙丘凸凹，蒿草深没马腹，数百骑或可逶迤而行，大队人马就难以通行了。因此，鞑靼诸部大举南下必由花马池一带有水草处结营而入，或自兴武营、清水营入者间而有之。于是王琼决定置军夫沿沟垒守之，以墙为障蔽，教演墙下战敌之法，是谓“摆边”。

　　不过王琼认为北拒鞑靼部南下，仅用“摆边”之法也还不够，更需修筑防御工事。他遵用《易经》重门御暴之理，在鞑靼部易入地区挑沟挖堑。具体办法是：从定边营南口起，往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止，开堑210里，筑墙18里；宁夏城平虏所五岔渠起，西至贺兰山枣儿沟开堑34里，皆临谓之“防胡大堑”。挑沟挖堑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自此鞑靼部难以长驱直入，内地得以安堵息肩。

　　明朝宁夏名士管律也对这种“筑墙置戍”“重门御暴”的修边、摆边防守功能十分怀疑。尤其是在河东“深沟高垒”筑成后，宁夏巡抚张文魁、兵部尚书兼三边总制唐龙等为了节省草料和喂养之劳，把戍守东边的骑兵裁撤，改用步兵沿沟垒巡守的“摆边”做法提出批评：“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无奇正、无应援，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士卒分散而气力单薄，悉难于节制矣。以五弊之谋，御方张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管律又引用李梦阳《胡马来再赠陈子》中的诗句表达对“摆边”做法的不满：“当时掘此云备胡，胡人履之犹坦途。闻道南侵更西下，韦州固原今有无。从来贵德不贵险，英雄岂可轻为谟。”（党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