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很“焦虑”。因为,他门诊时接诊的网瘾少年越来越多了。
“游戏成瘾,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为一种精神疾病。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群体网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虽然我们并不意外,但格外忧心。”接诊时一贯面露微笑、尽力缓解患者紧张情绪的陆林,在记者面前谈到网瘾少年,一次次皱紧了眉头。
这,的确是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
沉迷动漫的女孩几欲轻生
16岁,原本是一个女孩最为曼妙的年龄。
但对于几欲轻生的宋思思(化名)而言,青春曼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她,是陆林接诊的网瘾少年之一。
宋思思生长于一个重组家庭,母亲为中学教师,父亲从事科研工作。自幼,父母对其严格要求,不让其接触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希望她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宋思思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转折,在宋思思高中阶段出现。
进入高中后,宋思思学习依然刻苦。但因为课业负担不断加重,她虽已尽力,成绩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为此,她很是苦恼和无助。遗憾的是,父母和老师没有看到孩子的无助,而是对宋思思严厉指责。因为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宋思思开始沉迷于初中时接触的动漫世界。
沉迷动漫之后,宋思思又接触到一款名为TapTap的软件。该软件里包含大量根据日本漫画改编、格调低俗的游戏作品,甚至有些游戏涉嫌宣扬淫秽色情和血腥暴力的内容。渐渐地,宋思思深陷动漫游戏世界不能自拔———放学后就躲进房间看动漫和玩游戏;由画动漫人物发展为模仿动漫形象的打扮和言行,其绘画的动漫作品中也常包含一些暴力的内容。
察觉到孩子的异样之后,父母尝试着与宋思思进行沟通,但被拒绝。无奈之下,父母对其进行网络限制,宋思思知道后大哭大闹几欲轻生,甚至出现过用刀划伤自己的过激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宋思思和父母最终意识到网络成瘾的危害,并愿意积极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
“别人家的好孩子”不见了
初二学生林一然(化名)迷恋上网络游戏的经历与宋思思相似,又有所不同。
现年14岁的林一然,一直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好孩子”。因为父母都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自小也严于律己,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做事情也独立果断,完全不用父母操心。
但现在,那个“别人家的好孩子”不见了——因“沉迷游戏、情绪低落”,林一然已经不能正常完成学业,其他的社会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
“林一然的性格与父母相似,内向、沉默少言。这个患者的家庭教育以挫折教育为主,当孩子取得优异成绩时父母总是告诉孩子不要骄傲,而当孩子成绩下降时就会对孩子进行指责,甚至动手。”陆林说。
初中时,林一然不负父母所望升入到某重点中学的尖子班,常常需要熬到深夜才能完成繁重的作业,这让林一然有些吃不消,再加上同学之间竞争压力巨大,他愈发孤独无助,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网络游戏“绝地逢生”后,林一然不仅很快对游戏产生了迷恋,性情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原来,这是一款需要在队友紧密合作下才能完成的游戏。获胜时,林一然有着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他因此迷恋上这种感觉,对下次获胜的期望也常常迫不及待,就这样,林一然经常玩游戏到深夜,导致第二天起床困难,上课时注意力不能集中、昏昏欲睡、记忆力严重减退,学习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
网络游戏成瘾后,林一然也时时自责,并在与父母沟通后达成了戒掉网瘾的共识———只在周末玩1个半小时,其余时间父母会在每天晚上8:30切断网络,以帮助他化解对网络的依赖。
此方案实施后,林一然起床依然困难,原来林一然在父母入睡后会起来把网络连接上继续玩游戏,直到凌晨4-5点钟才去睡觉。父母深感问题严重,强制带他到门诊求助。
无精打采的“花朵”如何承托时代使命
虽然接诊患者是陆林身为医生的天职,但看到“一朵朵祖国的花朵”因为网络成瘾而变得无精打采,他“非常揪心”。
“青少年已经成为网络游戏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带来的危害重重——青少年非理性地购买游戏装备和打赏游戏主播,常常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网络虚拟世界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内容,沉迷于网络暴力游戏会增加青少年的攻击性思维、情感和行为,同时还会导致同理心的减弱和利他行为的减少,最终有可能造成网络成瘾者暴力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公共安全;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头疼脑热等常见疾病,成瘾类疾病的治疗常常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有些人甚至终生不能治愈。因过度沉溺于网络,不仅迷失自我,还会与现实社会脱离,最终可能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陆林遗憾地说。
虽然接诊的网络成瘾患者越来越多,但陆林知道,因为社会认识不到位以及我国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相对匮乏,真正前来寻求专业诊疗的患者还寥寥可数。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势,已经严峻到不容忽视的地步。”陆林建议,面对这一形势严峻的问题,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比如,推进立法进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意识;建立规范的网络成瘾的诊疗标准,避免造成二次身心伤害;家校联合,共同抵制青少年网络成瘾等。(记者 刘喜梅)
延伸阅读
专家、委员提示———
家有网瘾少年要寻求专业诊疗
一旦未成年人真正患上了网瘾,及时、准确、专业的治疗尤为重要。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发现,虽然网络成瘾患者越来越多,但真正前来寻求专业诊疗的患者寥寥无几。这一方面与社会认识不到位以及我国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相对匮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上的网瘾矫治机构乱象有关。
“对于孩子沉迷网络游戏,首先应该明确区分是病理性的网瘾还是单纯的沉迷网络。”陆林说,201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网络游戏成瘾”归类为精神疾病,并在2018年更新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明确了网络成瘾的9项诊断标准。只有据此明确诊断出病理性和非病理性的“网瘾者”,才能对症下药。因此,一旦家里出现疑似网瘾少年,一定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和治疗。
参加过2018年全国政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主任吴明也提醒网瘾患者,一定要到专业医疗机构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利用科学的治疗手段对网络成瘾者进行干预。
网络成瘾的危害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各种网瘾矫治机构应运而生,但也存在种种乱象。吴明总结说,一是网瘾矫治机构性质复杂,既有医疗机构,也有学校、培训咨询机构等,其中一些机构无网瘾矫治资质,甚至还有未办理登记的非法机构。根据相关报道,截至目前,我国拥有医疗资质的游戏成瘾治疗机构仅有3家,其他100多家多是以培训学校形式开办的“戒网瘾学校”。二是矫治机构准入条件、网络成瘾和病理性上网的判定标准及收入矫治机构的指征等不明确,不少矫治方法的效果也未进行过评估,如电击疗法。由于采取的戒网方式方法并不科学,可能导致“学员”的心理和生理出现更大的问题。三是对于矫治机构及人员资质、采用的矫治方法等存在监管空白,导致伤害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了不少极端事件。据报道,2009年广西一名15岁少年被送入“南宁起航训练营”戒治网瘾,被4名教官殴打体罚致死;2014年,河南两少女在戒网瘾学校被强制加训3个多小时,导致一死一伤;同年,14岁网瘾少年因偷吃饼干,双手被教官吊在单杠上,导致8个指头关节处皮肤缺血性深度坏死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表示,治疗网瘾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时下各类戒网瘾学校乱象频出,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该类网瘾治疗机构的法律监管。与此同时,也应该加强对“网瘾者”及其家庭情况的了解及研究,以期获得网瘾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集家庭、学校、社会的力量帮助治疗网瘾者,而非简单粗暴地将他们送进所谓的戒网机构。
关于网瘾矫治,吴明表示,“一是要尽快完善并推动落实2013年文化部、网信办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在此基础上尽快提出矫治机构准入标准。二是要加强对矫治机构的监管。三是建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要补充矫治机构须经审批才能在规定范围内开展矫治,对于无资质、超范围提供矫治的,尤其是擅自采用医疗矫治、体罚和虐待等手段的,应当明确如何担责等内容。”
“治理网瘾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网瘾患者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机构资质的确认。”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以避免无证培训班、训练营的网瘾矫治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更大伤害”。(记者 徐艳红)
委员建言———
防治网瘾亟须法律“上线”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少年尤其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医学和社会问题。据一项涵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89281名受试者的分析显示,网络成瘾的全球患病率约为6%。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治理网瘾问题已迫在眉睫。
“网络成瘾的危害面非常广,但防范网瘾及治疗是一个社会治理系统工程,需引起国家、社会、学校、医院和家庭的高度重视,从而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社会共治格局。”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去年曾参加过全国政协组织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调研及双周协商座谈会。他说,父母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紧密相关,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减少网络成瘾问题的发生。因此,家长应避免给未成年人过多的压力和关注,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成就感;学校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将注意力从网络虚拟世界转向真实世界。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将目光聚焦在防治网络成瘾的立法问题上。
2013年,文化部、网信办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中已要求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如调动科研机构、精神卫生机构各方力量,研制本土化的网瘾诊断测评系统,在未成年人出现网瘾症状前进行有效的事前干预,减少网瘾危害,降低诊疗成本。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关制度规范,建立健全网瘾综合防治的法制体系。充分调动企业、家长、学校、社区等社会各方力量,从预防、干预、控制三方面入手,构建企业与家长、家长与学校、未成年人与社区、学校与学术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增加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自主性,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学校、家庭和社区环境。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仍未出台,因此,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防治工程就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
具体而言,吕红兵提到,当前网瘾矫治机构乱象丛生,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网瘾治疗机构的设置条件和管理规定;依法建立监管制度,公布批准的从事网瘾干预服务的机构名单,对违法设立的机构要及时整治,杜绝违法执业和超范围执业。
“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也应加强相关立法进行限制。”吕红兵说,目前,部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增设了各种优惠条款作为营销手段,以延长使用者的在线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瘾人数及成瘾性程度。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其自控能力本就较弱,相比成年人更难以抵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各种“优惠”行为。吕红兵建议,“可以增加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营销、宣传、促销手段等相关事项的法律限制,禁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将其提供的网络服务内容与在线时长挂钩,从而缓解并遏制青少年网络成瘾情况的持续发生。”
骆沙鸣说,网络成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这也凸显出我国网游分级管理滞后和事中、事后监管急需提速。“网络游戏应当进行分级管理,要明确规定海内外网游产品与服务都应进行安全认证和风险评估,明确列出未成年人不宜的产品和服务。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源头上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同时,还要提供法律援助和必要的公益诉讼。”骆沙鸣建议。(记者 徐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