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张子豪眼里，导师刘秉儒不像大学教授，更像一个质朴无华、为了工作目标敢于俯下身子的农民工。

　　8月15日，刘秉儒比预定时间提前10天，完成了今年贺兰山生态恢复治理实验植物物种的种植，从来不独自喝酒的刘秉儒破例在家喝了几杯。“8月25日前种植物越冬成活的可能性大”的经验是刘秉儒10年蹲在沙地里、爬在贺兰山的石砾中摸索出来的。

　　今年48岁的刘秉儒一肩挑多职：北方民族大学特岗教授，宁夏大学兼职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宁夏贺兰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国家林业局）技术站长,国际生态学学会会员，中国生态学学会恢复生态专委会（筹）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的科研课题达20个，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贺兰山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对植被垂直分异的响应机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课题“荒漠草原农牧系统稳定性与维持机理研究”等一大批重大生态建设研究。这些难啃的生态硬骨头分布在贺兰山下和盐池毛乌素沙漠腹地。

　　2018年初，刘秉儒接到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贺兰山保护区采煤迹地生态修复技术研究”，要求2020年年底拿出成果。刘秉儒被聘请为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研究战场在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境内的贺兰山大山深处的汝箕沟大峰煤矿露天采坑生态治理修复点，实验研究内容涵盖地形整治、边坡稳定，适生植物筛选与植被建植、保育。相关部门给刘秉儒传递的信息很明确：通过科学实验努力找到适宜贺兰山采煤区大规模恢复治理的植物物种和生态治理方法。

　　凡参与过刘秉儒主持的项目研究的同事都有这样的共识：跟上秉儒干，就得有剥掉一层皮的心理准备！同事们做好了准备。

　　2018年5月，春风尚未吹进大山深处，刘秉儒已带领团队走进贺兰山安营扎寨。每年的6月至8月是实验的黄金期，可谓一日值千日，除了下山提取种子、植被毯、生态棒以及固定植被毯、生态棒所需的钢制U型卡等治理材料外，刘秉儒几乎“钉”在山上了。每天，刘秉儒和同事们清晨7时出发，钻进试验现场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天不黑不回宿舍。

　　7月26日，正午的阳光毒辣如刺，即便这样，刘秉儒和同事们依然奋战，仅随队采访3天，记者裸露的胳膊、脖颈已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火辣辣地痛，而刘秉儒和同事们对自己晒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面庞、手臂全然不顾。

　　植被毯、生态棒是刘秉儒进行植物成活试验的秘密武器之一，生命的秘密就藏在其中。植被毯犹如一床大大的被子，一粒粒植物种子被藏在被子的夹层中间；生物棒则像一个圆柱形的袋子，袋子里特制的生物土和肥料里混合着一粒粒植物种子。不但大风难以吹走，种子的根系一旦钻出植被毯、生物棒扎进石渣的缝隙里，便意味着生命有望存活下去。刘秉儒和同事们根据试验区煤渣山的地貌、风向、温度等一系列特征，决定或覆盖植被毯、或在斜坡上用生态棒制作人工梯田。“梁高台”是座山石和煤渣石混合物堆砌的巨型台梁，最高处近70米，坡度超过60度，而且处于大风口的位置，若想让植物在如此陡峭的斜坡安家落户，唯有覆盖植被毯。刘秉儒和同事们腰系绳索，边铺展、边用“U型卡”如缝被子一般对植被毯进行固定，作业现场没有博士、大学教授——只有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经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刘秉儒带领团队初步选择出20种适宜在此生长的乡土植物物种。奇迹出现了，煤矸石、矿渣山缝隙长出了绿色植物，试验区域里的植物成活率在30%至60%，个别区域植物成活率超过了60%。

　　在植物界，有些植物被称为先锋物种，即哪里的生存条件最差，它们就出现在哪里，当环境条件变好时，它们便默默退出，甘愿被其他物种替代。盐生草、沙蒿、赖草、霸王、蒙古扁桃、灰榆、猪毛菜、针茅……刘秉儒一口气能说出许多已扎根在煤渣山上的灌草木的名字。有些虽然不能被称为植物学意义上的“先锋物种”，但在刘秉儒眼里，这些能在如此恶劣环境条件下生存的绿色植物都是英雄、都是“先锋物种”。

　　刘秉儒说，他愿做贺兰山里的一株先锋物种，让巍峨的贺兰山披上更多的绿装。（记者 　鲁延宏 　文/图）

刘秉儒（左一）和区内专家在试验现场研究植物生长情况。

刘秉儒在固定边坡上的　“生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