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全区各监狱的17名表现良好、家庭和睦的服刑人员获准离监探亲，踏上一条充满人性的改造之路。短短5天时间，他们尽子女之孝、父母之责、夫妻之义，感受祖国的变迁、家乡的变化。

　　（一）

　　腊月二十九的那个早晨，秦玉梅（化名）伸着脖子向监狱张望，时而轻喃，时而踮起脚尖。

　　半个多小时后，大门缓缓打开，那个场景永远定格在秦玉梅脑海里——服刑11年的丈夫于建国（化名）出来了！

　　“你胖了？衣裳买小啦！”手挽住于建国胳膊，秦玉梅匆匆往外走。

　　于建国下意识握住妻子冰冷的手，不住“埋怨”：“电话里告诉你是9点接，肯定来早了。”

　　路上，疲惫不堪的秦玉梅依靠在于建国肩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为了省钱，她前一天到银川，在车站坐了一夜。

　　从监狱到老家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于建国归心似箭，他想催促师傅开快一点，却又想到干警说超速是交通违法行为，欲言又止。

　　汽车到村子后，离家还有段山路。爬过山坡，于建国远远看到母亲和3个女儿的身影。

　　左手扶着母亲，右手抱着小女儿，于建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这次团聚，他盼了3600多个日夜。

　　到家门口后，母亲贴上一副对联，这是于建国“出事”后第一次贴对联，母亲总说：“不能把建国‘贴’在外头。”

　　在家人簇拥下走进大门，于建国心中掠过丝丝不安，他在寻觅一个人——父亲。

　　2008年，于建国因朋友借钱未还，殴打致其死亡。

　　犯事后，于建国逃到外地。曾做过3年狱警的于父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但于建国如同幽灵一般，杳无踪影。一次去外地寻找时，于父被车撞倒，从此双腿残疾。

　　推开客厅的门，于父呆滞地坐在沙发上，身旁放着两根拐杖。

　　于建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爸，不孝儿回来了！”

　　谁知于父拿着拐杖朝于建国身上打去：“快去自首，自首就是好娃儿！”

　　“爸忘记我已经服刑11年了？”于建国的大脑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攫取成空白，不知所措。

　　这时，母亲悄悄告诉于建国，自从他跑到外地后，于父精神失常，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于建国痛哭流涕，狠狠扇自己两个耳光，对父亲说：“我不配做儿子！让你受苦了！”

　　情绪平复后，于建国紧握着父亲的手，把掏心窝的话讲给他听：“不管你能不能听懂，我都要说。开始入狱特别难受，觉得对不住你们和那受害人，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是干警不厌其烦地开导我、关心我，讲法律政策，鼓励我树立信心。这些年我一共减4次刑，才有今天团圆的机会。”

　　和家人闲聊中，于建国还得知父亲清醒时会独自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在监狱外待一整天，因为他觉得那样离儿子最近。母亲则把于建国的衣服洗了又叠，甚至穿到自己身上。妻子独自拉扯3个孩子，去年，父亲因心脏病住院，妻子四处借钱。

　　“我欠下的‘债’太多了，我一定好好改造，出来后报答你们。”于建国坚定地说。

　　在家期间，于建国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主题是为85岁的父亲提前安排后事。

　　给父母洗脚、为家人做饭、陪女儿写作业……短短5天时间，于建国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半用。

　　监狱规定不能超出离家10公里的范围、不得进入娱乐场所、每天必须准时用视频汇报行踪，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建国索性待在家里，等亲朋好友上门。

　　唯一一次外出，则是和哥哥探望服刑人员马某的父母。

　　马某是于建国同监区的狱友，8年前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服刑期间，马某多次拒绝改造，被关3次禁闭，至今未减刑。

　　“马某表现还不错。”于建国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干警教他做衣裳，休息时就打篮球、乒乓球，他还学会了拉二胡，是兴趣小组的成员。不过他常说想家，你们还是要多看他，鼓励他好好改造。”于建国说。

　　由于家庭困难、身体不便，马某服刑后，父母从未看过他。这是马某入狱后，他的父母第一次听到儿子的消息。

　　临别前，马某的母亲告诉于建国：“给娃儿带话，等暖和点看他去，借钱也去！”

　　于建国向哥哥借了1000元，悄悄塞进老人的被子里。

　　回到监狱后不久，于父因病去世。干警本以为他会“闹情绪”，低迷一阵子，谁知他改造更加起劲儿了。

　　“多亏监狱的人性化关怀，让我有机会提前给老父亲安排后事，否则我得抱憾终身！国家政策这么好，唯有努力才不负众望。”于建国如是说。

　　“其实离监探亲给我们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郝善海说，为了做到“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各监狱坚持“审慎选择、层层把关、规范办理、细化流程”的原则，经过四级审批、两次调查，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服刑人员回家后，干警更要紧绷着弦，万一惹事咋办？”郝善海说，他们要求服刑人员每日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签到，并通过远程视频向监狱干警报告情况。监狱指挥中心则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实时跟踪监控活动范围，确保服刑人员稳妥放出去、安全收回来。

　　（二）

　　离监探亲结束后，服刑人员梁小斌（化名）变了。他没命地劳动，并主动承担监区打扫卫生的活儿。

　　一切，都是为了多挣分。

　　“我要好好改造，早点出去。你们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多美好！空气都是甜的。”梁小斌成了监区的“焦点人物”，狱友们最大的乐趣是听他讲述所见所闻。

　　“生活越来越舒适，外出居然不用带现金，手机就能付钱；洗手间的水龙头是自动感应的；电影院的座椅比家里的沙发还舒服……”梁小斌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

　　“那我好好改造，争取明年也有资格”“你减5次刑才能出去的？我还差2次”“我在里面考的职业资格证，出去后能用上不？”狱友们争相提出疑问。

　　一时间，监区里积极改造的氛围异常浓厚，人人都朝“标兵”梁小斌学习。

　　事情得从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早晨说起。

　　扑面的寒风凛冽刺骨，梁小斌心中却溢满了欢喜。入狱16年，他终于踏出了那扇向往已久的大门。

　　离监狱8公里处，是让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家。

　　记忆中，梁父对梁小斌这个最小的孩子宠爱有加。

　　尽管一家七口人靠梁父在屠宰场打零工艰难地维持生活，但梁父总能满足梁小斌的需求。

　　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不好，梁父给周边的餐馆打招呼，让梁小斌随便吃喝，月底他来结账；不论梁小斌打架还是偷东西，梁父也总能想办法把他从派出所“捞”出来。

　　直到一天，梁小斌用刀子胁迫梁父拿出1500元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娇惯毁了儿子，他满足不了儿子永无止境的索求。

　　在亲人的呵斥下，梁小斌放下刀子，但他没有带任何一件东西，离开那个让他在有钱哥们面前抬不起头的家。

　　那一年，梁小斌17岁。离开父母怀抱的梁小斌，在外面并不顺利。离18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时，他因琐事致一人死亡，被关进看守所。

　　一夜之间，梁父白了头，家里的八哥跟着他学会了叹气；在看守所期间，梁小斌又因口角勒死嫌疑人，为了凑钱给梁小斌请律师，梁父跟不肯借钱的三弟闹翻，从此不相往来；家庭遭此骤变，梁小斌的爷爷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了。”梁小斌自言自语道，刻意压低帽子，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掉。

　　正在开车的姐姐通过后视镜看到这一幕，一阵酸楚，刻意调大收音机的声音……

　　车停靠在一条八车道的马路边，眼前是一个满是高楼的小区。

　　梁小斌惊奇地问：“红瓦房呢？”

　　“早拆了，这是拆迁补偿房。”姐姐拉着他往进走。

　　打开门，梁父身上挂着尿袋，扶着墙从卧室走出。儿子近在咫尺，他却激动地瘫坐在地上：“腿咋软了，起不来了。”

　　梁小斌紧搂着父亲痛哭起来，他突然觉得，那个“天塌下来，有爸顶着”的男人真老了。

　　桌子上都是梁小斌爱吃的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这次珍贵又短暂的相聚举杯。

　　梁父黑着脸，始终沉默不语。梁小斌入狱后，失望透顶的梁父只看过儿子两次。

　　梁小斌小心翼翼地回答家人的问题，不时偷瞄父亲，生怕哪句话说错了。

　　“里面有学校，干警教各种知识。去年我自考大专毕业，学的法律专业。”“在里面学会裁缝、刺绣，我也有一技之长了！”梁小斌说。

　　话语间，梁小斌刻意避开“监狱”“出狱”，用“里面”“出来”代替。

　　“那羊用不上了？”梁父突然放下碗筷。

　　空气瞬间凝固，梁小斌意识到说错话了。

　　事后，母亲悄悄告诉梁小斌，“羊”是家里最忌讳的词。梁小斌入狱后，梁父在贺兰县某村租了一块地，养了50只羊，有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就吃干粮和剩饭。时间久了，梁父的身体也垮了，被查出直肠癌晚期。

　　梁父病倒后，梁小斌的哥哥姐姐劝他卖羊，安心养病。梁父始终不同意，之后但凡有人提到“卖羊”，他就骂人、摔东西。

　　大年初二那天，梁父拉着梁小斌向他交待后事：“（癌症）晚期，没几天了！50只羊是留给你的，出狱后若找不到工作，就把羊卖了开家小商店、娶个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

　　面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梁小斌泪流满面、悔不当初。

　　回家的日子是幸福的，梁小斌为父亲洗脚，给母亲梳头；给家人垫上他亲手绣的鞋垫；梁小斌还到三叔家替父亲道歉，劝三叔与父亲冰释前嫌……

　　无数次，梁小斌期盼时间能停下来，让他美美地享受这久违的幸福。

　　临走那天，梁父挪着虚弱的身体，执意将梁小斌送到监狱大门口。

　　望着儿子逐渐远去的身影，梁父欣慰地说：“娃儿长大、懂事了，能放心地‘走’了……”

　　“离监探亲是依法治国下的一种人文关怀，把法治的温度透进了高墙。”银川监狱监狱长刘瑞宁告诉记者，离监探亲让服刑人员真正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唤醒所有服刑人员对生活的热爱和亲情的憧憬，激发他们真诚悔罪、积极改造的动力，达到了“出去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记者　姜璐)

　　离监探亲服刑人员汇报会。

　　服刑人员（左）在家人陪伴下离监。

　　服刑人员戴着大红花，做离监前准备工作。（图片均由银川监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