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据研究，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一样，都与食用野生动物有关，本质上由人类的行为引起，那么从根本上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成为普遍的共识。正是基于防疫、保证健康和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考量，全国人大在防疫期间，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我国农业文明传统源远流长，在文明发展中，也总是面对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的矛盾。很早就建立起以农作物为主，以家畜和野生动物为辅的取食模式。但是，古代文明把人类与动物看成是一种共生关系，绝不滥杀滥捕野生动物，而是“合理取用”、“有限食用”。更突出的是把合理取食的态度，确立为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植根在“礼”“仁”“德”“法”等价值规范命题中。也就是说，“合理取用”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体系，采用的是树立“文化焦点”，或者“文化主题”的方式，沉淀到中国传统文明的深处，塑造共识，引领民风民俗，或者改变民风民俗。构成古代文明的主流价值体系。

　　古代文明中，保护野生动物的主流是“爱护”。古文献中说，“圣王”对待禽兽的态度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但是因为野生动物又是补充人类蛋白质需求的来源，也是国民军训——“狩猎”的习惯做法。所以，捕杀野生动物从未远离生活。但是这种捕杀，是有限的、是受法规约束的，也是受到道德礼仪严格限制的。古人说：“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含义是在狩猎的时候，不能赶尽杀绝。商汤见到一个设网捕鸟的人，对商汤夸耀说，我的网四面合围，没有任何鸟可以逃脱。商汤告诫他，一网打尽不留活口，除了夏桀这样的暴君，谁会这样做呢？然后让捕鸟人学习蜘蛛织网捕食的样子，“令去三面”。这就是“网开三面”典故的来历，人们看到商汤“德及禽兽”，对人更会慈爱关怀，于是纷纷投顺。古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形成许多法规，强调“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论语》“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体现的都是在面对野生动物上的“仁”“德”典范。古人强调让野生动物远离“庖厨”，是“德之至也”，也是“君子远庖厨”的精义所在。

　　追根溯源，古代野生动物取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贡品”中稀有特产动物的取食；二是药品和保健品中某些野生动物的选用；三是居民狩猎方式的猎取；四是“备荒”食物中的列目。对于野生动物生存压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种类型，大概与权力兑现和传统药学相关。权力地位需要物质符号加以显示，其中越是稀缺的野生动物，越可能被少数权势人物追捧，借以凸显地位超群；而传统医药学中的药材和保健品，包含一些野生动物。但是这四种模式，都不会对野生动物灭绝构成重大威胁，总体上属于有限取用范畴。对于野生动物构成灭绝性挑战的，根本上说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能够把一切当成商品，并通过产业链放大，通过营销宣传暴增消费群体。我国野生动物危机和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主要从市场经济以来，呈现愈演愈烈的走势，直至发生SARS和冠状肺炎。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以及即将展开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及时的在法律层面设定“底线”，对于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民健康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野生动物交易、捕杀、饲养形成了大约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1400多万从业人群的庞大又复杂的产业链，个别地方食用野生动物相沿成习，仅靠法律约束和革除，面临较大难度。

　　因此，法律与道德伦理有机结合，建立法治为先、刑德并举、德主刑辅的治理体系，以外在强制型约束与内在自觉型约束结合的治理能力，构成“强国时代”的“化育”主题。需要执法守法合力，也需要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培育和塑造保护野生动物和拒绝野生动物食用的文明规范，让相关活动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饭店，通过文明新风建设，把野生动物保护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推向全球，树立榜样力量。（宁夏大学　李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