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是我心头一道无形的门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随着年关的来临疲于奔命，愁苦和无奈的挣扎，使我在年关中经历一场场精神上的洗礼。

　　自我记事起，我的三外爷是一个多病的老人，隔三差五发作的癫痫病，几乎使他丧失了干活的能力，三外奶也是病人，老少病残使我们家成了生产队里有名的缺粮户，一到年关就要去借队上的储备粮。我清楚地记得仓库保管员不情愿地打开队上的仓库门，为借粮户取粮，那一串串钥匙在阳光下是那么诱人，也那么有权威。

　　小半袋粮食要经过社员小组的讨论，队长的批准，会计的签字，保管员的经手才能到手。对漫长的苦日子来说，半袋粮食是杯水车薪，但起码能度过这个年关。队长和会计谁也不愿意给我们家借粮，也不能把这一家人在年关跟前饿死，所以我们家年年在年关跟前借粮，成了队上很头痛的惯例。尽管队上的人不高兴，还是年年把借出去的粮食账记下来，一年年下来，我家债台越筑越高。

　　我六岁那年的年关，队上来了一个蹲点干部，说要清理队上的欠粮户，第一个点了三外爷的名。蹲点干部说：“不行的话，拿他的房子作抵押。我来的目的是帮队上割掉这种尾巴。”他说的话有道理，他主要针对队上那些好吃懒做的难缠户。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在一个院墙几乎坍塌的院落里，两间孤零零的破房子和北头崖坎上一孔挖掘尚未完工的窑洞，能还得了欠的那么多粮款吗？

　　那年月农村生活普遍困难贫穷，多半人家半年的口粮是“瓜菜代”，年关一到，劳力多家境好点的人家还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服，一家人脸上有了要过年的喜气。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一筹莫展。家里没有过年的白面，更没有钱买肉。村里好心的乡亲们就东家一碗西家一碗，舍施些过年的白面，亲戚们会送来一些肉。除夕夜，当别的孩子们欢腾雀跃，嬉闹着燃放爆竹时，我只能眼巴巴地看人家的热闹，心想我要有一串“大地红” 鞭炮多好，美美地燃放它一回，让村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家也把年过了。

　　我八岁这年的冬天，三外爷病倒了，一天犯几次病，犯病时样子挺吓人，不犯病时形同槁木。年关也在一天天逼近，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快过年了，家里没啥东西，我的病也好不了，娃，我死了这年你们怎么过？”他还说北头崖坎上的那孔窑洞他没有挖掘成，叫我长大了挖出来，可以住人，可以储藏东西。我总觉得我们家的上空笼罩着一团乌鸦翅膀般的黑影，这黑影压在我们一家人的心头，使我们喘不过气来。这年冬天雪特别多，一场接着一场，临近黄昏，飞絮似的雪花从天空飘落下来，盖住了山野。

　　腊月二十四，小年一过，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可我的三外爷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临终前，他想吃个酸巴梨，我打听到南山一个村民家里有，就去给他买。那老人是个兽医，走庄串户时认识我三爷，他说我三外爷是个好人，他把一筐冻梨都送给了我。腊月二十六夜，三外爷走完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

　　生活的重担落到我的肩上，我过早地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八岁是一个孩子最天真烂漫的时期，贫困的家境编成了我苦难命运的第一道栅栏。从此我和三外奶相依为命，历经凄风苦雨，在年复一年的年关到来之际，必要遭受一次辛酸磨砺，好在热心的乡亲们在困境中伸手拉我们一把，使我们在艰险的生活中挺了过来。

　　小时候我就得了胃病和其他疾病，三外奶为了照顾我常常整夜不睡觉。高中没上完我回乡务农，队长安排我当饲养员。我能挣工分，能养家糊口了。

　　春夏之间我赶着牛上山，秋冬之间饲养圈里朝夕与牛为伴。我25岁娶妻，面对一笔不小的彩礼又一筹莫展，我厚下脸皮向亲戚朋友借钱，乡亲们伸出援手，帮我把媳妇娶进家。

　　我开始外出打工。不论是去淘金，下煤矿，还是到建筑工地上干活，年底为讨要工钱备受煎熬，为了回家过年、和家人团聚，我们穿沙漠，走戈壁，挤上春运大军的列车，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时已到年跟前了。

　　2005年，我在巴丹吉林沙漠西缘一个煤矿干活。春节前，我们等着老板结账，好回家过年。我们扳着指头算回家的日子，在矿上苦等了十多天，日头从东边的沙漠边缘升起，又落进西边的茫茫戈壁里，真是望眼欲穿，矿山唯一的一条公路上总不见老板的影子，我们忧心如焚。腊月二十八下午老板终于到了矿上，给我们结了账，我们紧赶慢赶到车站，好不容易弄到回家的车票，搭上了春运的最后一辆班车。

　　年关是出门人心底最神圣最浓厚的情愫，是心头积结的爱和伤痛。为了回家过年，为了难以割舍的亲情，年关一到出门人的心就飞回到遥远的乡村，开始忙着买机票、车票、船票，买不上车票的骑摩托车回家。挣钱多少不说就为了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过个红火的中国年。我还有工友买不上车票，从数百里外徒步回家过年，为了一顿阖家的水饺，为了看到孩子们的微笑，鞋走烂了，脚上磨出了一串串血泡。

　　对我们来说，年关是那么的重要，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是最触动心灵的那根弦。（耿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