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郭文斌的《农历》，感到十分新奇。从体式上看，这部作品似乎不像小说，或不太像小说，但读进去了以后，却又放不下来，倒觉得比读通常的小说更加温暖，且时常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让人乐而忘返。所谓小说云云，这时候倒不去想它了，相反，却让我想起了从前读过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荆楚岁时记》。《荆楚岁时记》也是一本与“农历”有关的书，是记录中国古代荆楚之地的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只不过写法与郭文斌的《农历》大异其趣。它只实录其事，却无想像和虚构，所以不能叫小说，只能叫笔记。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多次说过的笔记与小说的关系。笔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文体，你说它是散文，它确实是一种散体的文字，而且某些特征也与今天的散文类似，你说它是小说，它确有许多篇什兼具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的某些要素，所以有人又把这一部分叫做“笔记小说”。

　　但问题是，古人把小说也归入散文，因为它也是散体的文字。这么一说，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似乎就有点复杂，二者既属同一家族，却又要分领不同的姓氏，怎么的都让人觉得有点搅和。这当然都是那些爱动脑筋的人把问题复杂化了，叫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看来，你就别管什么散文不散文、小说不小说的，笔记就是笔记，你可以说它是散文又可能是小说，你也可以说它既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我这样说，不是在胡搅蛮缠、有意混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而是因为你所谓的散文、小说云云，用的都是西方的标准，拿来鉴别中国古代的笔记，并不恰当，或不完全恰当。如果你硬要说笔记与散文、小说有关的话，那这散文也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散文，即所谓散体的文字，那小说当然也只能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小说，即活在笔记文中的那种小说，也就是前人所说的“笔记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作家才可以用笔记的“散体之神”来改善已经全盘西化了的现代中国小说，才可以让笔记中固有的小说元素得以回生再造，成为今人所说的新笔记小说。

　　说到新笔记小说，人们自然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那股创作热潮。那时受着文学革新的推动，读者和作家感到以前的小说太刻板、太写实、太人物中心、太典型化了，而且还要表现重大题材，时代主题，太不自由潇洒了，需要减减压，松松绑，于是便乘“寻根文学”翻腾先人遗物之机，顺手拣起了笔记文体，学着其中的样子做了笔记小说，即后之所谓新笔记小说。因为写得人多，竟成一时之盛，很是红火了一阵。但时过境迁，回过头去看看那时的新笔记小说，除了三几高手略有古意，或稍具文人雅趣外，多数也仅止于这改善小说一途，并未真得笔记文体三昧。

　　等到我读了《农历》，始觉沉寂多年的新笔记小说，不但在郭文斌这里又得复活，而且在各方面进到新的境界。这境界不仅在于《农历》的写岁时节令、民情风俗，如《荆楚岁时记》那样的实录其事，同时还在于这实录者，不是单纯的民俗事象、节庆场景和具体的风俗器物，而是人的全部日常生活，是由这些岁时节令和民俗生活编织起来的人的全部生存活动，以及贯穿其中的，人的欲望、感受、期待、意想和全部精神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笔记小说，而是一部民俗文化和民间生活，也包括民间信仰的“百科全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部远比《荆楚岁时记》要丰富多彩的《西北岁时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笔记就其总体而言，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其写法则不拘一格。大到天下国家、自然万物、人间万象，小到身边琐事、市井轶闻、海外奇谈，皆可入笔记。这些不拘大小雅俗、纯杂奇正的题材，或经作者深思熟虑，或不过是偶然所得，但一入笔记，便沾染了作者的思想和性情，便是一种有文学性的文字，便可称之为一种广义的散文。”现在，我还要加上一句话，倘有五月、六月这样精灵式的人物游走其间，便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化的小说。

　　说《农历》是一部中国化的小说，除了它“包罗万象”的生活内容，和杂糅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不拘一格”的写法，包括穿插其间的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人的和民间的、书面的和口头的、通俗的和雅致的文体等等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教化的功能和作用。中国文学向来重视对人的教化，小说、戏曲等通俗的文体兴起之后，文学的教化功能更为强大，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其强烈。后来因为受西方影响，加上某种功利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学所固有的这种潜意识的教化，似乎逐渐为有意识的思考所取代，同时也由无形的浸染，逐渐为有形的模仿所代替，文学的教化功能由是日衰，教化的作用由是渐弱。但在郭文斌的《农历》中，我似乎又看到了文学这种潜移默化、浸润无形的教化作用，在逐渐复甦。《农历》也许不会给你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也不会带给你艰深的思考，或引导你去追问人生的终极问题。但却会让你沉浸其间，随着岁时节令的推移，让你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通过世代传承的习俗，一点一滴地去体验生存的滋味和乐趣，一点一滴地去体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它不指点你最终的去处，一切只在过程之中，也不预支未来的祸福，一切只在生之欢乐。这样的理念，也许就是郭文斌所倡导的“安详”哲学。他用这种包罗万象的笔记文体、不拘一格的现代写法，通过一部《农历》，和他众多的作品、言论，向人们传播他的“安详”哲学，可以说是把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当今社会，发挥到了极致。（於可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