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9年，农历己亥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回乡，从北京的朝堂回到家乡仁和，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

　　和森严沉寂的紫禁城相比，杭州是灵动的。杭州，自古是一块风水宝地，在文人的眼中，是一片“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甘心为它倾倒沉沦，不断为它赋新词；“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乐天为它痴醉神迷，说他“最忆是杭州”；苏轼到了那里之后也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似乎到了杭州，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可以暂时安放，满腔的孤愤也被充满柔情蜜意的山水慢慢融化。

　　虽说“学而优则仕”，仕途却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好不容易进入体系的中心，以为可以施展宏图，可是那些被理想主义洗涤的头脑又怎能经受得住那些钻营取巧的争斗？尔虞我诈，劳心劳力，最后还是被伤得千疮百孔。

　　徒劳无益，不如归去！“古之士者，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进亦忧，退亦忧”，在这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寒窗苦读后金榜题名，大显身手后功成身退，是许多读书人一生的梦想。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功未成身先退，甚至身先死。“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想必每一个文人士大夫离开朝堂时都会有一种“忆君清泪如铅水”的感觉，李贺是这样，范仲淹也是这样。陆游纵使被抛弃到了山阴老家，至死仍想着王师北定中原的那一天。龚自珍（号定庵）更是这样，明明是自己选择离开的，他还要说“忽收古泪出长安”。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面是文人士大夫眼中为国为家、为君为民的仁者形象，一面又是自己心中“穷则独善其身”“畏人言”的智者形象。定庵的心想来跟他们一样，要不然怎么一连写出那315首《己亥杂诗》呢？315首，那是走了一路，想了一路，写了一路啊。

　　杂诗是什么？大概就类似我们今天的随笔或日记，只不过是用诗的形式写出来罢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事不可入，无情不可言。而以“杂诗”为题其实就类似于无题，比较著名的如曹植的“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王维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等，可以说是一种即事抒怀的绝佳方式。

　　定庵也是就事抒怀。315首喷涌而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概这些话在他的心底酝酿太久了，在朝堂时忍着、憋着，那里需做的就是谨言慎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使已经离开了那个纷扰不堪的斗争漩涡，但心里还惦念着，这不禁让人想到屈原，想到《离骚》，想到《哀郢》，想到《怀沙》，时迁事移，回味时倒是良多趣味。

　　定庵辞官的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辞官的那一年，好友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定庵就是禁烟运动最有力支持者之一。他的《己亥杂诗》第八十七首就写道“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养惜雄文。”是对友人的劝勉，更是对国运的忧心。当他辞官经过镇江的时候，看见当地有赛玉皇及风神、雷神的民间活动，当地的道士仰慕其才名乞撰青词，他有感当下时局，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惊世之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颗爱国的拳拳之心发出的热切希望，改变当下的局面唯有变革，而变革的关键正在人才，他多么期待着能有大批优秀杰出的人物涌现出来。“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间邪许泪滂沱”这句诗让人想起白居易在《观刈麦》里的那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真是一脉相承。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远大襟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近代爱国的仁人志士里，定庵无疑是最强音之一，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说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应该正直；当国家动荡、社会不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端正。但在言语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要谦虚谨慎，要有分寸。这是典型的全身避祸的智慧。但许多知识分子似乎并未谙熟此道，甚至是不屑此道，定庵也是。“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侠骨柔肠、快意恩仇才是他的真性情，作为文人的他也难免会招来“笔祸”。

　　我不知道对写出这样诗句的定庵来说辞官归乡是要多大的勇气，一个发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人真的会甘心退避吗？我想不是的，他一定是在自己内心徘徊挣扎了好久才迈出了这一步，一定是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在辞官之后也没有闲着，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人们又听到他开坛讲学的声音，可惜刚刚“享受”上远离官场污浊生涯的定庵就撒手人寰，像一个谜，一切都好像定格在了己亥。

　　从那一年开始，说到己亥，人们大都会想起定庵及他的《己亥杂诗》。（记者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