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叫《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选》的书放在枕头上，翻开在《毛格街血案》那一篇，根据作者的生平可以判断事件发生在十九世纪早（中）叶的美国；电脑屏幕上是一篇尚未完成的小说，在写1985年的母亲；电脑的低音炮播放着钢琴曲《命运交响曲》，不管那是谁的钢琴谁的指头弹奏，它的原音来自1807年的贝多芬；客厅里，父亲正在看一部关于抗战的电视剧，时间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这个周日，我静静地靠在床沿，看一段视频，写一段文字，听一段歌曲，陪一陪老父亲，没成想就是这么简单的方式，居然也穿行在这么复杂的时光里。

　　那个叫爱伦·坡的美国人和他的那本小说集，小说稿里的母亲，音乐里的那台钢琴那些指头和贝多芬，父亲及他的抗战剧，这些东西本来没有任何的联系。如果有点什么，当爱伦·坡写他那本小说集的时候，贝多芬可能正在写他的《命运交响曲》，这个时间点最接近。只仅仅是接近而已，他们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德国，也许他们并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些没有联系的事情摆在那里，几千年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一直摆在那里，可是因为我，他们有了联系。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我的眼睛、耳朵和回忆进入了我的脑子。好似我是一面镜子，一一照见过他们，而他们之间还是平行的。

　　这是一种隐秘的联系，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在外人的眼里，这些事物还是那样风马牛不相及地存在着。而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会在我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通过我的感官争先恐后地进来了，他们要混合成什么样子，最终以怎样的外在表现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很多时候，平庸得连自己都忘了自己。这个浅淡的夜晚，这段滑稽而自恋的思考，让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同不同意，你都在扮演着些什么，承担着一些什么。就好似生活是一匹锦绣的布满美丽花纹的布匹，有的在上面是绿叶，有的在上面是红花，有的在上面是动物，有的是植物，这些东西有序地组合在一起，让布匹美丽而鲜艳，而组成美丽的红花、绿叶、动物、植物并不自知，他们只知道他们要待在那里，他们只知道与谁相邻，仅此而已。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比我们能够感知的要丰富一万倍，要重要一万倍。譬如此时，我在读那本书，那本书的作者并不知道；看手机视频，视频里的人物也不知道；听钢琴曲，弹钢琴的人不知道，贝多芬就更不知了。即使离我最近的，在客厅里看电视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此刻在看他在写他。同时，或许在某一个空间，有人在阅读我的作品，有人在拿我打比方。在未知的空间，我们的生命，像风像雨像空气一样地存在着，别人可以很便利地享受我们的生命带来的便利，同时我们也在享受别人的生命带来的便利。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博大和有意义得多。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是最直接最容易感知到的事物，所以我们想拥有更多的物质。我们都想有很多钱，这些钱可以变成很多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感到富足和自豪，也因此被认为这种富足就是幸福。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科学研究证明，物质的富足与幸福并不成正比，人真正的快乐其实是精神的。这个晚上，我忽然发现，在精神上，我们都是百万富翁，只是我们不自知。

　　在纵向的历史长河和当下这个时空维度中，无数的精神元素密集地放在那里，你不用花多少钱，动用很少的体力或根本不用体力就可以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这些东西互相没有用，但是他们对你有用，就像你的心脏供血，肺脏呼吸，肝脏排毒，这些器官互相并不认识，但同时放在你身上就成了一个鲜活的你。

　　这个周日的傍晚，那本书、那段音乐、那一点浅浅的回忆，和抬眼可见的客厅的父亲和他的电视剧，构成了我的幸福，这些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书是图书馆借的，视频、音乐、电视剧都来自网络。这些看似零散的元素进入我的脑子，像音符一样互相组合调配，构成我的脑电波曲线，让我充满宁静和富足，这就是我这一个夜晚的心理和生理的一切。而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构成了我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人往往都深陷在物质的深渊里，被自我的设计的地位、尊严、虚荣、权利等概念绑架，苦不堪言、不能自拔。无非想证明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强，我比你好而已，如此，又能如何？

　　无论谁来了，谁走了，世界还是这样。在这个寂静的晚上，在时光里，在精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我们不必羡慕任何的富有，可以只管开心地生活。即便这个声音渺小得仅能自我安慰，或者连自我安慰也做不到，即便明天我自己也会陷入那些规则里。

　　虽然如此，还是应该让这点闪念变成文字留在这里，像给花园留一个后门一样，也许这扇门会永远关闭，但万一哪一天你打开它，走出去呢？（记者 　杨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