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君在“笔记体”长篇小说集《疼痛的课桌》后记中写道：“当我从风花雪月里跳出来，从自我依恋中走出来，开始放眼身边的人和事，当我在低处在泥土中找寻写作的真谛时，才发现素材本就在身边，只是很多时候，我都选择了立在远处观看，所以整理出工作中的亲历和过往，不但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我从事的职业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它不仅仅关乎技术与训练，更需要温情交流与语言张力，去化解内心的矛盾焦虑；需要知识滋养和人格魅力，去引领成长中的迷失背离；需要人文情怀与传统文化，去解决精神上的广度深度。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把笔墨向下，伸向庸常的生活与平凡的生命，伸向卑微的角落与深处的挣扎，抒写教育一线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揭示大变革时期的各种现象，我希望正视一些事实，思考一些问题，唤醒一些渴望，甚至希望改良一些弊端。”

　　面对诸多迷茫与无解的难题，高丽君写下了耳闻目睹亲历的当下教育一线“触目惊心”的现实，引人反思教育的共性问题。这部由二十五个“笔记体”故事构成的长篇小说集，扑面而来的是令人惊诧的学校故事：有望子成龙却又极度失望而上吊自我了结的父亲；有怀揣作家梦想而与当前高考制度发生冲突而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学生；有为骗取“资助金”而不择手段演戏的家长；有反思考试制度与人性博弈的《监考记》《作弊记》；有家庭弃之不管的孩子，心理扭曲想做一个杀手的《杀手记》；也有在不尽合理的职称制度之下，在社会环境压力之下，教师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每一篇都触动了校园这一象牙塔的“痛楚”的神经。

　　在社会大格局的重组与变动之下，诸多改革中的社会矛盾、认知偏差、人性弱点、情感利益纠葛，势必投射到校园这一“小社会”当中，学生、家长、教师、学校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熔铸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伴随着正值高中阶段青少年自我认知的建立、个性的觉醒、对自由的渴望与学业的重压、家庭的期待种种因素扭结于一处，势必要寻觅一个爆发的“平衡点”。高丽君正是呈现了这样的“平衡点”，近乎原生态地再现了学校生活的场景与剧目，对这些校园故事借鉴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式的写法，甚至揭示出超乎我们一般刻板印象的残酷性。更重要的是她又并非冷漠地呈现残酷，而怀着深刻的同情与反思，唤醒人性、唤醒良知、唤醒正义、唤醒改革，一切使教育、使生活变得更合理、更美好的诉求，都是她以作家和教师双重身份所追寻探索的源泉所在。

　　《退学记》开篇写“我”和几位教师跋山涉水到乡村，去向朴实如泥土般的父母，通报他们的女儿，一个沉默内向的高三女生被网友强奸的不幸遭遇。随着情节展开，我们不但得知了女孩由于无知而失身的心痛内幕，更有作者身为师者内心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我对自己的课堂充满愤恨，对自己只会贩卖知识感到羞愧……教书几十年，我到底给学生教了些什么……除了参加考试，具体到卑微如蚁的生活中，有没有意义？”任何有良知的教师除去心痛之后，势必反思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当女孩的秘密被无情地揭开，她被迫退学、转学，但她说还要好好活着，参加高考、孝敬爸妈，殊不知那个不太说话的乡村母亲已经服毒自尽……作者用小说式的叙述，记叙与倒叙式间杂地推进故事。对“我”大量的内心刻画，对事件的正面描述，从女性内心的细腻情感体验，上升到育人的目的和意义的沉重追问。

　　捍卫教育的尊严、呵护纯洁的心灵，把最好的滋养给孩子，盼其茁壮成长，更唤起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思考，是高丽君写作的初衷。这本长篇小说集也有颇具形式意味的创新，借鉴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外壳，叙述空间上更加自由，散文与小说元素交叉运用。每篇之间风格统一又有小别，开篇与结尾均以古今中外的诗文点缀，切合主题故事还有了文雅之风，可谓朴素之中有精巧。（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