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

　　——题记  

　　我总是喜欢在黄昏时分登上这座山。那样，可以迎着长风浩荡使自己醉入一片纯净的山野和密林，并向它的纯净诉说衷肠，忘记一切浅白的寒冷和萧条。

　　牌路山并不高，但很美。居住在海原县城的人，掀开窗帘就能看见它。据资料显示，海原的地质发育起始很早，可以追溯到远古初期或更远。由于地槽褶皱回返和区域变质作用，大西北东南方向断层剧烈活动，使海原大地逐渐隆起，一部分被挤压成山，之后就有了南华山和西华山。其中牌路山就是南华山的一个分支，一开始牌路山也不叫牌路山，叫作“牌楼山”。《光绪海城县志》这样记载：“岗在县东南六里，即华山分支，自城南转而东，形若卧龙，势如阁楼，俗以牌楼名之。每当夕阳西下，余光掩映，牧童樵夫，行歌互答，如在镜中。”可见，在古人眼中，牌路山如同仙境。仔细阅读发现，这段文字也是描写牌路山黄昏美景的。

　　这么巧！难道古人也喜欢在黄昏时分登上牌路山？

　　据说，牌路山是古代海原县的“八景”之一，曾经山腰上的梯田和带子田层层叠叠。山顶和山坡上牧草与林木互相争艳，形成了一幅画中有田、田中有画的美景图。后来，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这里水土严重流失。

　　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原城关人民公社社员们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在短短几年内的时间，将一座40平方公里，被风雨侵蚀得千疮百孔、寸草不生的枯山治理成一座美丽的花果园，这就是“震柳精神”，也是“海原精神”的高度呈现。治山之初，他们成立了一支治山主力军，这支主力军可不一般，以女性居多，她们始终高举着一面鲜艳的红旗，走在治山的大道上。

　　“逶迤与多变”是西海固文化的哲理。在那个干旱的年代，在一个年降雨量只有二百多毫米的地方，雨水还不如海原县农民一年流的汗水多。因此想要在西海固大地上种植一棵树如同在一片酷烈的土地上寻回一支玫瑰一样难，更别说植树造林了，想都不敢想。但海原的女子治山队不仅敢想，还干出了名堂。

　　干枯的牌路山，过去要走遍十来个山头才能找到一棵干榆树，人们叫这种干榆树为“风脉树”，意思就是只有这一棵“风脉树”才能在旱塬上成活，想一下要绿化一座干枯的山是何等的艰难。对于那个年代的海原人来说吃水都很难，更别说浇灌树苗了。但是女子治山队的成员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带着炉灶和干粮，跨越到百里以外的关山林区和千里以外的甘肃子午岭林区采集树苗。期间历经辛苦，一双手工厚毛底鞋从出发到返回海原，鞋底磨穿了洞，但她们从不泄气，一如既往地坚持、再坚持。路过林区时她们怕遭狼豹袭击，一整天吃不上饭，就靠采集野果子充饥，在深山老林的联系方式是吹口哨，如果一不小心喊话，就会被狼豹等动物听见，那样或许就连命都没了。采集树苗也是难上加难。由于那个年代交通不便，社员们便将采集到的树苗一个一个挪到有交通线的地方，又担心树苗因吸不上水分干枯，他们就用草和湿土把树苗包裹起来，然后放到毛驴背上又一个一个驮回海原。

　　同样是山，在西海固地区同一座山要一分为二的看。一般情况下，阳山比阴山要干旱得多。春夏两季，人们先挖好树窝，平好水沟，再做好保墒，到了秋末就开始植树。后来，随着治山队伍越来越庞大，以前的老方法也越来越用不上了。听说当时治山基建队长高永兴就带领了二十多名男女队员，大干了一个冬天，绕过七八座山头，挑了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盘山水渠，将南华山的清泉引上了大梁山。

　　人民公社化以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治山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她们为守护这座大山发出誓言：“吃在山住在山，思想上了山，治不好牌路山不下山。”不少治山人把家直接搬上了山。“铁姑娘”马生月和青年马发荣在治山过程中，互相激励，相互帮助，他们在这座山上劳作时结缘，把爱与新房一起搬上了牌路山，成了牌路山深远梦想的一部分。

　　海原人治山的激情被点燃。治山基建队住山治山后，根据历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提出了“山头修花园，缓坡带子田，沟湾台阶田地，耕地修梯田。”以及治山养山、自给有余的方针，开展了比以前更加壮阔的大面积治理荒山和荒沟的运动。

　　2013年，海原县投资3000万元将牌路山建成为城市森林公园，再次提高了牌路山的绿化覆盖率，为海原县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今日，再次登上黄昏的牌路山，那轮亘古不变的落日，正在橘红色的晚霞中沉默。我静静矗立在一座苍老的烽火台上，心里的激动被西天的落霞一点一点染红。

　　我静静地站着，舍不得离开马上就要绽放的牌路山森林公园。（田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