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与恩师徐培三合作的红楼人物图

　　6月14日，“缘画《红楼梦》——民间艺人戴敦邦·戴家样”展览在上海外滩的久事美术馆揭幕，戴敦邦先生在开幕式致辞时相当激动：“我平时更在意与同仁或徒众一起办群展，今天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办个人展览。能在‘上海的客厅’呈现我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创作的作品，是莫大的荣耀，也托曹公在天之灵的庇佑。”

　　可能许多人知晓戴敦邦的大名，是因为他为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画了一组人像造型图。其实他为中国人物画创作所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红楼梦》的精彩诠释，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年，在中外美术史上都罕见与之相媲美者。诠释《红楼梦》不仅清晰地刻录了戴敦邦的艺术轨迹，也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见证了中国文学界、美术界的思想解放和发展路径。

　　《红楼梦》虽然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但想要真正读懂它并不容易。之所以《红楼梦》能在民间产生广泛的影响，要得益于其他文艺形式对它的解读与移植，如戏剧、曲艺、绘画、音乐、民间艺术等。数十年来，通过其他文艺形式步入《红楼梦》这一片美妙境地，被宝黛爱情故事深深打动的读者又何止千万！

　　1977年年底，受文化部外文局（现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委托，著名学者、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版，为了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巨著，出版社决定请戴敦邦来配插图。能为《红楼梦》配插图，戴敦邦异常兴奋。早在读中学时，他就受语文老师的启发，津津有味地读过《红楼梦》，后来他还向同学们表示，有朝一日如果能将《红楼梦》画出来，也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了。

　　“画出来的画要让外国人看得懂”——出版社提出来的要求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还原历史真实，将文字转化为经得起反复考证的图像。为此，戴敦邦赴北京向阿英、启功、周汝昌、端木蕻良、吴恩裕等老一辈红学家求教。他去医院拜望“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阿英时，老先生已经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了，得知戴敦邦对画《红楼梦》仍存有顾虑，阿英对他激励有加，还借助自己的女婿、著名评论家吴泰昌的“翻译”，对戴敦邦进行具体点拨，建议“人物造型以明代为主，不排除清代”。这句话成为戴敦邦创作《红楼梦》插图的基准形象。

　　为了准确表现满族贵族妇女的服装和头饰，戴敦邦还去了故宫博物院，馆方特地为他找出雍正时期皇后与妃子的服装让他观摩、研究。此外，他还考察了紫禁城、恭王府等老建筑的格局与居室细部，向故宫专家请教清代官宦人家的礼仪以及老北京的岁时风俗。

　　1978年英文版《红楼梦》问世，戴敦邦创作的三十六幅插图也随之进入了外国读者的眼帘，他本人因此名声大噪，在美术界甚至流传着“一想到画《红楼梦》，就想到找戴敦邦”的说法。

　　戴敦邦在艺术创作上是永不满足的。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过，虽然为这套插图下力甚多，在中国画造型的基础上亦增添了一些西洋画的元素，但受限于时代条件，在表现封建大家庭的内部斗争与底层丫环反抗封建压迫等方面着力较多，对宝黛等人的纯真爱情表现较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戴敦邦一直对《红楼梦》记挂在心，他画过白描组画《红楼梦人物谱》、《红楼群芳谱》等，后来又应邀创作连环画《红楼梦故事》。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各种可笑的限制没有了，但出版方只要求戴敦邦画五个故事，这让他觉得意犹未尽，一直耿耿于怀。

　　正当戴敦邦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姿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之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戴敦邦画《红楼梦》全本，这算是给了他一次“弥补”的机会。与之前的几次涉笔有所不同，戴敦邦需要进行“全景式扫描”，将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一一表现出来。为此，他又精读了一遍《红楼梦》，对每个人物、每个场景、每个细节反复推敲，甚至像电影导演那样为人物写小传。在画《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回时，戴敦邦和夫人沈嘉华比照原著，为参加寿宴的人排座次，直到排得与小说描写的场面相差仿佛后，才铺纸落笔。

　　一笔一画付流水。一个章回画两幅，共计二百四十幅，为此，戴敦邦花费了两年时间！

　　这部巨作出版后，业内外好评如潮，《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还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可以这么说，戴敦邦的主题性人物绘画，其主要路径就是依托一部经典名著或者一个民间传说，进行“考古挖掘加情景再现”式的创作，通过大量文学信息和“决定性瞬间”来彰显人物性格与命运，再现历史场景和文化环境，从而使经典名著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理解，所铭记。

　　新世纪来临之际，戴敦邦又应国家邮政局的邀请，创作了《红楼梦》邮票。为了使创作符合邮票的艺术样式，他再读《红楼梦》，选择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进行艺术再现，最后还创作了一幅《怡红快绿》长卷作为压轴之作。可以说，戴敦邦呕心沥血创作的这套《红楼梦》邮票，完全可以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它能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戴敦邦曾对自己的弟子说：“画了一辈子《红楼梦》，只因为我太爱这部伟大的小说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得太好了，看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遍，我总觉得不够，仍怕自己一知半解。我已是耄耋之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创作《红楼梦》题材的作品了。希望我的弟子们能在我的基础上，继续用自己的画笔来诠释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画出新的样貌来。”

　　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西方资本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登陆，外滩由此成为金融街和“万国建筑博览会”。改革开放后，外滩的定位一直在变，如今是金融、高端商业、高档餐饮的集聚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并没有足够的传播空间，故而久事美术馆在开馆后请戴敦邦举办个人展览，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情感，意义不同凡响。认识到这层意义，戴敦邦在近两年围绕《红楼梦》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有些作品是在《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中打算画却没有实现的，有些作品是从小说场景和人物中发现的新素材，可以这样理解：这批作品为戴敦邦的《红楼梦》创作奏响了余音绕梁的尾声。

　　展览上有一组《红楼梦》人物画引人关注，这组画背后有段十分动人的故事。大约是1990年，戴敦邦在敬业中学求学时的美术老师徐培三先生已届八旬高龄，特地为声名远在自己之上的“戴同学”画了一组六幅花卉图，戴敦邦一直珍藏着。徐老师去世后，为纪念恩师，戴敦邦取出这组花卉图，仔仔细细地补了六个红楼人物，使之完美合璧。

　　师生合作，并无策划，但今天睹之再三，犹如天作之合！

　　戴敦邦说：“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画，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曹公假若得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和喜悦的。”

　　以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作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已然家道衰败，他住在京城西郊，自称“举家食粥酒常赊”。后来他因得到王族公子敦诚、敦敏的慷慨资助，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戴敦邦认为自己的姓名中也有一个“敦”字，遂将敦诚、敦敏引以为穿越时空的知己，自称“三敦居民”，并刻印钤用。他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一幅漫画：他在敦诚、敦敏的引荐下拜见曹公，曹公与他执手相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