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文艺风景线

　　广东的祠堂文化目前仍缺少一种创新的模式，多数仍然停留在“有条件就搞，没条件就不搞”的状态下。11月2-3日在英德市举行的第三届广东祠堂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表示，在传统乡村生活和村落空间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祠堂，必须认真考虑在当代社会经济环境下的转型问题，思考与年轻人需要、与城乡融合的进程等时代背景相适应的“进化”路径，以使这些集成了大量文化信息，凝聚着浓浓乡愁的宝贵文化财富，长期、系统地传承下去。

　　“空心”“空置”是老祠堂保护难题

　　在研讨会之前，来自广东各地的古建筑、民俗、历史、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在英德连续考察了多处老祠堂。其中，建于清代的黄花镇寨山彭家祠因形态独特，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

　　彭家祠坐南向北。山高约33米，房舍从山脚起建至山顶，共分三层，通往顶层只有北面一条平均宽1.5米，用石灰石打制成条铺就的石阶路，其余三面均是悬崖峭壁。首层建有房屋5栋，大门用花岗岩石环砌，两侧各有一瞭望眼(窗)，门额上悬挂一木牌匾，楷书阳刻“明义知方”，落款写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二层为书堂，硬山顶配火锅耳风火墙，用未施釉的瓦当装饰，青砖砌筑。顶层为彭氏宗祠，硬山顶配火锅耳风火墙，有房舍5栋。整座建筑布局巧妙，造工精巧，从山脚到山顶不仅“华山一条路”，而且每层均只有一个小门可通往上一层。英德当地文博专家表示，这座建在山上的防御性建筑在英德目前所发现的祠堂中“绝无仅有”，它对研究英德防御性建筑的构造很有价值。

　　老祠堂可建成“乡村文化中心”

　　成为“空白”的还不仅仅是老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苏桂宁说，当年他在广西老家听到的那些民歌，曾深深触动他。于是不久前他曾专门回去，试图搜集那些口口相传的优美民谣，但却发现找不到了，“我问那些年轻人，你们怎么谈恋爱啊？他们说上网用微信啊。没有人唱歌求爱了，那些民歌自然就失传了”。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建立在以农村为主的基础上的“传统生活形态”日渐消失。许多村中生活的多是老人和孩童，旧有的村庄生活方式、社交模式都改变了。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说，他自己曾经在广州居所附近的城中村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那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后代大多坚决不愿意回到农村去。50后、60后、70后的“农民工”们在结束了城市的工作生涯之后，许多人还是愿意回到曾经长大的农村去生活，但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这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那么，作为乡村记忆的载体之一的祠堂文化，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2015年，广东省文明办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文化祠堂建设工作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建成1500个文化祠堂，内容包含“有姓氏文化、有村史村情、有乡风民俗、有乡贤榜、有核心价值观、有乡村美景”——“六有”。如今距离这个目标的达成还有一年时间。

　　优秀祠堂文化因素具有当代价值 也需要甄别选择

　　英德市九龙镇金造村，9座祠堂分布在村中的各个角落。当中的“罗氏家庙”据介绍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坐北向南，三间三进二天井，总面阔4.68米，总进深32.83米，总面积153.6平方米。门前密布的代表功名的旗杆夹，证明了村中先辈曾有的辉煌。清远文联、英德文联、英德民协等的专家介绍，目前英德全市有大小规模的祠堂1000多座，较有规模的有76座，在全市的村落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12处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始建时间来看，以清代为主，也有部分明代和民国时期的祠堂。绝大多数为家族祠堂，名人祠堂仅有零星几座。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孝祥指出，广东省文联、省民协在全国最早启动了古村落的全面调查与评定工作。在近年的“古村热”中，广东以及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极为精彩、过去少为外人所知的古村落。通过对古村落的普遍观察就可以知道，祠堂建筑是中国传统村落的重要建筑类型，是传统村落的文化核心和空间中心，见证了传统乡村的生存本领、生活智慧和创造才能。在“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中，祠堂建筑同样是崇宗敬祖的人性空间、契合自然的人性尺度、继往开来的人性智慧、天人合一的人性追求的具体体现。祠堂文化的价值值得珍视和进一步挖掘。

　　陈实建议，可以考虑把乡村祠堂建设成多功能的文化宣传阵地，除了慎终追远的历史传承、记忆传承之外，是不是能把这里变成村民议事的空间，变成形式多样的学校、课堂，变成文化娱乐的场所？毕竟从长远看，只有让祠堂建筑真正成为村民生活、娱乐、社交的重要场所，祠堂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才不是无本之木。

　　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晓春指出，现在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大量去乡村旅游，去看古村落；一方面是一些地区古村落的不断消失。实际上，很多人去看的，只是自己“想象中的乡村”，他们的焦虑，只是焦虑乡村会日渐变成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村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景观”，乡村生活真正的主体——村民变成了被“观看”的对象。这种“乡村生活”与真实是有差异的。这种现象在当前也应当得到关注。（郭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