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岁末，待在书房习字，茶歇时习惯性地浏览了一下朋友圈，不料武汉疫情消息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一种名曰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蔓延，像2003年非典时期，诸如核酸、阳性、发热、咳嗽、隔离、救治以及死亡，这些消失了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关键词，又借尸还魂卷土重来。是日，武汉告急，官方正式宣布封城令，使这个即将到来的本该欢乐祥和的除夕，变得不再寻常，甚至有几分凄惶。

　　说心里话，我对前些年风靡银屏的一类电视节目一直不以为然，个中理由皆在它所指向的所谓饮食文化的“搜奇猎艳”。诚然，我们是一个传统饮食大国，我们素有川粤鲁淮等各大菜系，我们的烹饪手段千奇百怪，我们的吃法五花八门，早为世界所叹服。然而，近些年来，大谈饮食文化和养生，一味地追求口腹之欲，一味地注重偏颇食材对于食疗的神奇效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畸形饮食方式大行其道。记得其中一期节目片段，讲的是某地山民如何不惧千难万险，如何徒手攀爬陡岩峭壁，如何以烟熏火燎之法轰赶群蜂，如何不择手段达到攫取蜜巢的目的，当然如此大费周章难得的蜂蜜自然是要用来换钱或食用的。据画外音描述，这样的野山蜂蜜比之市面所售的不知要鲜美好吃多少倍。好吃，爱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挖空心思，尽可搜遍名山大川，却只为这区区一个“吃”字，实在叫人无言以对。

　　如此高难度高技巧性的劳动场面，站在人的立场上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可用勇敢予以褒奖，但站在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立场上呢？恐怕这样的野蛮行径便是残忍和无耻，甚至要遭天谴。我们总是愚蠢地以为，世间万物皆可随意索取，没有人吃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乎，不管果子狸，还是菊头蝙蝠，茹毛吸血，统统擒来，吃吃又何妨，好像是不亲口品尝，便枉为万物之灵长。可血的事实证明，世间某类物什不宜食用，特别是那些野生动物，本来它们深居于高山密林或幽谷大洋，远离人类，两厢无涉，偏有好事者涉险猎取，提供给那些重口味食客享用，以获取可观的经济回报。曾经曝光的活生生插管攫取熊的胆汁可谓令人发指，吃啥补啥的传言亦让一部人利令智昏，一些人把猴子的脑、燕子的唾液、孕婴的胎盘甚至童子的尿都视为珍宝，宁信其疗效有，不信其恶行真。这样的社会风气不能不说是舌尖文化和养生文化的种种滥觞。

　　我少时在乡下生活，七八月夜间的打麦场，简直就是蝙蝠的天堂，数以千百计的蝙蝠展开双翼，擦着大大小小的麦草垛，在夜空中自由飞翔，它们吱吱叫着，尽情捕食蚊蛾等有害昆虫。大人们总是不忘告诫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招惹或伤害它们，为了引起顽劣孩童们的重视，父母们还谎称，如果用小手去抓捕那些蝙蝠，再拿手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从此就会双目失明。记忆中，我们小孩掏过麻雀捉过蚂蚱逮过青蛙也淹过耗子，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蝙蝠的。表面上看，这个禁忌像一道幼稚的符咒，可也是底层民众敬畏自然的最好例证，连目不识丁的农人尚且知晓敬畏的一个物种，奈何新世纪已过去了二十载，聪明的我们反而要倒行逆施呢？

　　也许，一个不懂得齐观万物、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社会，注定会在其发展道路上，面对自然界带来的一次次惩戒和伤痛。我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那些本该远离文明餐桌的野生动物当然不是什么君子，可谁又能说它们没有一颗复仇雪恨之魂？倘若有人要说熊猫的肉吃了便可以长生不老，会不会有人就像西天路上的妖魔鬼怪铤而走险？

　　如果说非典时期的那次警钟，尚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那么，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无论如何都到了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了。今早在电视中听到国歌，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感到震撼。武汉疫情来势之凶、传染人群之众、病亡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场波及全国的汪洋劫难，我们几乎没有了退路。尽管我们有幸赶上了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我们搭上了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列车，上九天探月下深海潜行都不再是梦想，可是，我们却因为一只小小的野生蝙蝠引发的疫情陷入全民恐慌，让全世界因此长时间侧目以视，这感觉实在是不光彩的。

　　试问，舌尖上的感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那种千人长桌席、万人火锅宴，真的可以让这古老民族冠以饮食文化大国，而永久屹立在世界东方吗？我看未必。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从国家的高度进行一次深彻的全民饮食革命，彻底地革除千百年来的饮食陋习，比如多人围桌而餐、同涮一口火锅等等，从现在开始，自每个家庭做起，在全国推行分餐制，尽快与文明生活方式接轨，唯独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下一个疫情到来之时，不至于那么地惶恐无助手足无措。

　　我的手机已完全被武汉消息覆盖，银川距离武汉千里之遥，我曾多次去过那座城市，武汉三镇人口之密集商铺之繁荣，长江大桥、黄鹤楼、汉正街、东湖、还有江汉平原，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特别是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今疫情带来的无声战火，正在长江边的这座英雄之城燃烧肆虐，叫人痛心疾首，却又无计可施。书生百无一用，只好拿起笔蘸饱了墨，在发黄的宣纸上写下：

庚子将至，陡生灾疫，

举国惶惶，谈疫色变，

遥想非典，犹在眼前，

南粤食狸，病自口入，

今之情状，并无二致，

想吾国民，贪口欲甚，

但见物什，皆欲食之，

终招祸临，害已贻民，

菊头蝙蝠，携毒潜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八方震动，医者献身，

惟今之计，首要安民，

拯救患者，义不容辞，

无病之躯，当以安心，

年节在即，管住手口，

不宜外游，与国同艰，

勿传恶谣，全民一心，

悠悠长江，可期无虞！

　　宣纸上的墨迹尚未干，我随即将自己手书的短句拍照发至朋友圈。这是我的手机发出的关于疫情的第一条个人微信。亲友点赞者众多，心情却愈发沉重，与其说是在关注我，不如说大伙都在关注各自的命运。此后几日，朋友圈的各种信息图片视频呈几何倍数增长，疫随日甚一日，年味彻底不再，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一个前所未有的不走亲、不访友、不聚餐的萧条春节，就这样到来了。

　　终日宅在家中，最渴望的就是好消息，幸而无望中，总算是看到了电视上的钟南山教授的身影，看到了那条他坐在车里，接受采访的短视频，这位八十余岁的南方老者，正以一贯的耿直和果敢，谆谆道出疫情会人传人的事实，道出戴口罩可以有效杜绝病毒传播。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老人那忧思疲倦的双眼，在接受采访时几番被泪水打湿，作为一名年迈的院士，他发红的眼眶叫人心疼，而他要做的不是拿手抹去泪水，而是要郑重告知国人，病毒的潜伏期不会少于十四天，提醒大家春节哪都别去，一定要好好在家待着……斯言朴素，但字字千钧。

　　安居而思危，有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钟南山这样的知识分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国难方显人之品格高洁，为众直言，甚至是诤言，钟南山先生堪称无双国士。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同样是钟南山先生，以他自己的学识和观察，对当时的非典疫情做出了精准的预判，为国家的救治和防疫工作贡献了他个人的智慧和胆识。奈何十七年之后，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十四亿人口之众，却依然还是他在铮铮发声，救民于倒悬之际？邦艰思良将，偌大一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或更多更多的钟南山院士，是我们的人才机制不够完善吗，是我们的科研经费不够充裕吗，还是某些人学术不精却鸠占鹊巢，关键时刻瞻前顾后误国误民，要知道人们正期待科学而自信的福音，希望专家之见可以拨云见日一扫阴霾，然而，偏偏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有的人却顾左右而言它，或昧着良心去撒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堕落良知泯灭。

　　既然节日只能封闭在家中，我又重读了描述疫情的世界小说名著《十日谈》和《鼠疫》。薄加丘在写1348年佛罗伦萨的霍乱大爆发时说：“不知是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人们多行不义，以至天主发怒惩罚，疫情夺去无数性命……”这段话读起来令人齿寒，任何时代的天灾无不勾结着人祸汹涌而至。阿尔贝·加谬在描述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小城的那场鼠疫，主人公里厄医生试图劝说有关部门和领导，能够对该城发生的鼠疫引起足够重视，可那些人均以无知和冷漠对待医生的预判，等到街巷楼道遍地皆是鼠尸时候，恐惧终于将这座城市牢牢撅住，无奈之下，上峰终于决定封城。作者如是写道：“……封城让人们在毫无思想准备时被迫分离，人们拥抱道别，满怀愚蠢的信心！”文学诉诸于这世界的灾难故事不胜枚举，我之所以重读这两部作品的原因，其一，它们都曾给过我无比巨大的阅读震撼；其二，此刻再读之，即便胆怯如我的这样的人，或许亦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生的勇气和活的智慧。

　　说到生存的智慧和勇气，我不能不提及一部外国电影《危楼愚夫》。故事讲述一名叫迪马的房管科管道修理工，因为某夜接到临时维修的电话，于是赶往居民家中，待入户认真检查后，迪马发现事故远非水管爆裂这么简单，随后他先后几次下楼上楼并爬到楼顶上，在仔细巡查了这栋旧筒子楼后，他确定这栋建于几十年前的老居民楼，墙体早有两道自上而下的大裂缝，而且，楼基严重塌陷，整栋楼随时将要倾倒。于是，迪马开始连夜上报有关部门，甚至找到了主管的城市领导，不料这些公职人员正在为某女领导庆祝生日，他们彻夜狂欢豪饮无度。迪马位卑言轻，加之各方利益冲突，始终没人愿意搭理他，更没人愿意去挽救那栋楼里的八百多条底层人的性命。而最为恐怖的是，一意孤行的迪马差一点卷入因上层利益群体博弈而进行的谋杀，就在他仓皇携妻儿准备连夜出逃的时候，良知和责任让他重返事故现场，他决定一层一层爬楼，一户一户敲门，只为唤醒那些或沉睡或烂醉如泥的民众尽快撤离危楼……故事的结局寓意之深令人扼腕：当所有人被叫到楼下后，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危楼将要倒塌的事实，于是，这些愤怒而愚蠢的人们将好心的迪马一通拳打脚踢，然后，他们又重新上楼睡觉去了。

　　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一部电影。没错，它就是一部电影，可它更是一部了不起的寓言。既然是寓言，就可能会映射我们的现实生活，因为真正的艺术家的灵感，无不来自现实世界和世态人心。而活生生的现实也再次告诫我们，《危楼愚夫》的故事还在上演。

　　我的一位文友，老早预定了去国外度假的机票，封城的头一天他们飞离武汉，不料疫情大爆发，因对方国家的防控要求，几经周折于年初三返回武汉。飞机落地未稳，机上通知武汉籍乘客先行接受疫检，当十几人起身穿过过道时，其他乘客无不惊骇而愤愤，抱怨声不绝于耳，大过年的不好好在武汉待着，干嘛跑出来祸害别人，如是云云。我那文友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过街老鼠的滋味，也第一次感受到出境游玩的屈辱和后怕，如果还有下一次，他们一定会选择安安生生待在家里过年，跟自己最亲的人朝昔相伴。

　　今年过年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多数人跟自己的亲朋身处不同的两座城市，只能彼此遥祝了。如此，又让人想到那部脍炙人口的《双城记》来，查尔斯·狄更斯在开篇写道“……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此时此刻，推开南窗通风，空气中有了和暖的泥土复苏的气息，一切都将过去，一切也必将过去，这辈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静静地等待春暖花开，等待起死回生，等待奇迹出现，因为我坚信战胜病魔指日可待。但与此同时，难免又生一些担忧，假设，仅仅是假设，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藏身之地，那时的你我又将如何。（文/张学东，音频/银川朗诵协会秘书长 牛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