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贺兰山军马场，在银川几乎无人不知，直到现在仍有中巴车将“军马场”作为站点命名。毫无异议，军马场确为饲养军马之地，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部在贺兰山下组建了宁夏贺兰山军马场，和甘肃、新疆、内蒙古的军马场被称为中国西北四大军马场。

　　“这个杯子已经陪了我47年了，每次我拿起它擦拭的时候，心中都不由得波澜起伏。可以说，这看似普通的杯子见证了我们这一拨人的芳华，也见证了军马场的历史变迁。”4月21日，67岁的郑敏灵和老伴孙振兰见到记者时，小心翼翼地捧出他们一直珍藏着的瓷杯。记者看到，浅蓝色的瓷杯子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军马场”三个字，字体不大，隽秀有力。

　　那一场，无悔的青春

　　郑敏灵夫妇都是河北人，说起是何机缘来到宁夏，老人意味悠长地说，这源于与生活的抗争，源于青春年少的抱负，更像是命运的安排。

　　1970年，军马场里稻浪摇曳，马声嘶鸣。从银川火车站通往军马场的唯一一条简易公路上，满载人员和物资的军车将许多胸怀抱负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带到了军马场，19岁的郑敏灵正是那一年来宁的。“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原本就力求上进的我在老家得知有这样的机会，心里特别激动，一心想找一个有用武之地的好工作，响应国家号召，为建设祖国出一分力。”没有太多犹豫就报名来军马场，“当时心想，既然没能当上兵，那就饲养军马也是满足自己对于军队的一种情怀。”

　　由于当时的军马场除了为部队繁育优良的骡马外，还肩负着屯垦戍边，农业生产等任务，郑敏灵老人没能赶上饲养军马的工作，刚进了军马场就被分到了“农五连”，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年轻的郑敏灵没有气馁，“当时军马场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氛围特别好，大家一心一意就想把工作做好。当时想，既然养不了军马就把手头的工作干好，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好。”老人面露微笑回味说，当自己穿上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装，仍深感荣耀，想赶紧和妻子孙振兰分享这份喜悦，一心想让她也赶紧过来感受这里的美好生活。“过了几年，她如愿也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女儿，开始在军马场度过辛苦但是幸福的生活，我们已经把这里当做家，没再动过离开宁夏的念头。”

　　“尽管我在军马场只干了20年，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那片土地，那片土地给我太多成长和回忆，现在我和老伴还经常回去看看呢。”郑敏灵和老伴对视的同时，两位老人的眼眶已经湿润。郑敏灵告诉记者，在他到军马场工作不久后，单位就发了这个杯子，“当时普通百姓都用搪瓷杯子喝水，这种陶瓷的杯子挺珍贵的，他到现在还常常会拿出来擦一擦，看看上面的字。”孙振兰说，这杯子是要保存一辈子的。郑敏灵则动情地说：“这小物件能见证我军培育军马历史，也能见证我军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意义非凡。”

　　历史变迁，不变的是情怀

　　1975年开始，军马场的人开始很少能听到马声嘶鸣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开始进行重大军事变革，开始了由骡马化向摩托化和机械化的转化。“军队不需要马了，但各种产业越来越多，可以说我们军马场人能文能武，非常能干。”孙振兰老人说，军马场人早在艰苦的环境下练就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老伴就是个典型，搞农业生产他在行，开拖拉机、修拖拉机他也在行。近万个拖拉机零件他通过自己的学习都掌握了，平时干完分内的工作，还要去给大家做培训讲课。我们俩都干劲十足，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也不觉得累，想想那时候的生活非常简单、快乐，没有人计较得失。”陶醉于回忆的孙振兰老人眼神温柔，嘴角带笑，令人动容。

　　1976年，军马场移交宁夏农垦事业管理局后更名为贺兰山农牧场。记者了解到，那个时候，军马场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七干校机关所在地。近万人的现役军官集聚军马场，其中不乏曾浴血沙场、九死一生的高级将领，在军事、科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军马场人”走在了大部分人前面，他们肯吃苦，脑子活，能干也会干。“可以说那个时候，军马场人的吃穿用度都走在前面，甚至有一定的优越感，最关键的是，那里有我们最宝贵的青春记忆。”在军马场工作了20年，郑敏灵老人因工作调动不舍离开，“离开的时候我40岁，那段日子我和老伴无怨无悔，终生难忘。”

　　如今，当年的拓荒者都成了古稀老人，变化巨大的军马场唯有一点和当年一样，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来自五湖四海。尽管这里早已与“军马”无关，但或许是军马场这个名字更让人心生怀念，所以即使在它更名为贺兰山农牧场后，生活在那里的几代人标示起自己的身份时，还是习惯自称“军马场人”，郑敏灵和老伴孙振兰也不例外。 （记者 白静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