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曙光》（油画）石奇人

　　 2．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3．王剑虹与丁玲

　　 4. 平民女校

　　 5．俞秀松在北京留影及给家人的信

　　 6.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工人罢工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其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动。上海诞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第一”：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从这里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妇女和工人运动的革命骨干，上海无愧是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中国革命的红色之源。

　　 民主革命时期，上海创造了多个“红色第一”，这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而是石破惊天的历史的必然选择。近代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华洋杂居的政治格局，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孕育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红色起点的辉煌。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2月19日，已到农历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气中弥漫着食物与烟火的混合气味。那天下午，陈独秀却孤身一人，悄然走进坐北朝南双开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在各界声援下，方于9月出狱。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陈独秀内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愈益坚定。此时，上海云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识领袖。在历史的峰回路转间，这批先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这里成了追求进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区之一，许多年轻人脱离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找进步出路。领导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进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经李大钊推荐，1920年3月，21岁的俞秀松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李汉俊主办）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俞秀松是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党组织筹建期间，陈独秀提议可以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团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受陈独秀的委托，俞秀松担任书记，他是中国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团的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青年团成立初始就和共产党的事业休戚与共。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

　　 上海的共青团组织建立后，俞秀松还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建议各地建团。不久，李大钊开始在北京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刘仁静等人。1920年10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成立团组织，新民学会的郭亮、夏曦、罗学瓒、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团员。在建团初期，年轻的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1920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曾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1920年9月，在团的机关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可以说，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从1921年4月开始，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20余名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迅速壮大。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情况、上海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等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密切关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成为共产党得力的助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就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在国人尚在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国工运风起云涌的开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强调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可是，当时共产党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活动，于是党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据张国焘、包惠僧等回忆，由于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尚不能称为“总工会”，于是命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名称），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

　　 如何深入底层普通工人，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难题。包惠僧回忆中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20多岁的李启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却找到了门路。在书记部筹建时，上海党组织派遣李启汉，具体领导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他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最终于8月10日胜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了。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等。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还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在上海，书记部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1920年秋，李启汉在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号）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他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不久，他帮助工人建立了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陈独秀著文热情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州5万工人一起进行游行，领队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工运领袖机关。在此影响下，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开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共发生罢工百余次，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

　　 1922年，在领导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李启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为租界当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会审公廨判决李启汉“入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李启汉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在短暂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书记部为推动早期工运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1925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

　　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尝试，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女校事宜，但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还不能公开办学。这个难题很快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解决了。王会悟当时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来办学。几经思考，王会悟找到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女士商谈，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的石库门里弄，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由于当时共产党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为了扩大影响，平民女校先后两次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说女校是专门招收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她们学到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自此，一批新式女性走进里弄，得到许多名家教授的悉心教导。

　　 平民女校的师资力量绝对是一流的。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老师有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等一批名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高级班里，邵力子先生给大家教授国文。他所选的国文，不是传统女学所授的贞节烈妇传、太史公之类的文章，而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的作文课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鼓励大家写出真情实感。英文老师沈泽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穷人》英译本。陈独秀给大家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代数教员李达，还专门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呢。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女校还为无力求学的女子介绍工作，鼓励她们半工半读。学生每天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

　　 1922年底，由于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一部分学员转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八个月，但这里培养了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一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钱希均从小是童养媳，是张秋人的未婚妻，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张秋人非常同情钱希均的处境，处处关心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化名张静，介绍她进入平民女校就读。钱希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泽民结婚，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江西中央苏区长征队伍中30个女战士之一。

　　 1922年春，王剑虹和同窗好友丁玲从湖南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王剑虹还担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编辑。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陈独秀和李达的赏识。后来，王剑虹和瞿秋白喜结连理，可惜，1924年王剑虹因病英年早逝。进校时，丁玲还是位18岁的姑娘，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学习成绩也较好。在这里，丁玲受到了文学创作的启蒙教育，此后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和著名作家。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在女校的学习生活，回忆起女校学员到马路上捐钱，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的场景。

　　 192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红色破蛹，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试的精神，在建党、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中运筹帷幄，于风雨如磐的险峻岁月中，谱写了浩然正气的革命开篇。

　　 （文/李忆庐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画说中共“一大”》。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18：50的 《今晚故事》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