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曹国相，靠着“好心人”的资助和勉励，考上大学走出西海固；他们曾书信往来几年，之后便断了联系；“失联”的20年间，曹国相一直有个心愿——

　　人能感知到自己命运被改写的时刻吗？对曹国相来说，能。

　　1999年夏末，一辆县里来的吉普车在固原市西吉县新营乡的新营中学停下来。那年头，吉普车是稀罕物，人们伸长脖子看，然后发现车里下来了更不得了的——来援助西海固的首届研究生支教团。那会儿的十里八乡，不可能有一个研究生。

　　世纪之交的分割线，也将曹国相的人生切割成了鲜明的两个部分。分割线前，他来自“比山里还山里的地方”，刚刚考上高中，成绩优异。

　　分割线后，曹国相跟着支教老师，走出农村的信念一天比一天坚定；更重要的是，老师还为他带来了“一对一”爱心人士的帮扶资助，高中三年学费有了着落。

　　如今，曹国相早已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拿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有圆满的事业和家庭。他时常会想起那段岁月，想找到那位爱心人士。在20年的光阴里，他们阴差阳错地断了联系。

　　2024年9月，通过复旦大学的帮助，他得以如愿——资助者是复旦大学1998级微电子学专业的苏志强，如今也已是创业公司的总经理。

　　20多年前的曹国相不会想到，这个支撑他3年乃至改写一生命运的好心人，实际只比他大了5岁，同样来自农村，资助他的钱也是勤工俭学所得。

　　20多年前的苏志强也不会想到，学生时代的一份小小善意，能给1800多公里外的孩子带来如此大的鼓励，他觉得更像是自己“中了奖”：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我只不过是在环境干涸的时候稍微加了点水”。

　　受助者曹国相：学校在几十公里之外，带着锅盔馍馍寄宿

　　对于家乡和自身出身的贫穷，曹国相没什么能掩饰的。那个被联合国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漫天尘土的西海固，是他走了快20年才走出的、回不去的故乡。

　　曹国相的家里有6个孩子，他最小，1985年出生。父母日夜劳作，顶着西海固“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勤勤恳恳地种土豆、豌豆，换不到什么钱，只够塞家里几张嘴。

　　小学读完后，曹国相去了20公里外的初中上寄宿学校。一周回一次家，带够能吃一周的锅盔、馍馍返校，那些干粮冬天会冻成砖块，夏天容易闷出绿毛，每周三需要他例行刮一刮。

　　但曹国相喜欢学习，什么苦都能吃。买不起本子，就用线把纸张串起来；舍不得用笔，就捡碳棒在土操场练字；寄宿学校关灯了，就点煤油灯。

　　中考那年，曹国相考了很不错的分数，但因为当时的招生政策，他被分配到离家50公里外、师资相对薄弱的新营中学。

　　他还为此争取过，蹭着邻居家孩子的自行车上县里找当地最好的中学，希望有入学机会。他记得自己闯进了一场开到一半的会，又红着脸出来站门口等；他记得老师散会后对着手抄的成绩单点头又摇头的样子：“你考得很好，但我们没有办法。”

　　家境贫困，学校教育资源有限，曹国相一度觉得自己要走到绝境了。他没想到，后来等来了3位远道而来的老师，等来了意想不到的资助。

　　资助者苏志强：家也在农村并不富裕，深知农村娃求学不易

　　如果不是复旦大学团委老师的突然联系，苏志强可能都要忘了20多年前这桩事了。

　　一个年逾四十的中年人，日常生活好像已经插不进愣神的空间。创业芯片公司起步阶段，公事繁忙；电脑屏幕上，微信的提示音响个没完。

　　9月3日，微信提示音又响了，好友申请里多了个红点，申请人自称来自复旦大学团委。

　　“还记得曹国相吗？”对方问他，苏志强思绪有点飘远；对方补充，宁夏的。他一下反应过来，马上又看到一张年轻人的照片。泛白的照片里，是苏志强自己青涩的面庞，他读大学时照的。

　　他想起来了，那是2000年，自己在复旦读大三。那天他在复旦大学的中央布告栏前停下来，看到学校有研究生去了宁夏西吉县支教。支教队员发现，那里的一些学生因为家境贫困濒临失学，希望好心人能提供一对一的扶持，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

　　苏志强老家在河北农村，农忙时也要他帮忙秋收，并不富裕，但供他读书没有太大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理解农村孩子求学的不容易。

　　看到贫困学生需要扶持的消息，他快速作出判断：我是大学生，有赚钱的能力和途径；如果那边的孩子找不到资助人，上学路真的会就此断了。

　　苏志强“揭榜”做了资助人。通过研支团对接，他一对一地匹配到了曹国相。

　　这个决定像南美洲展翅的蝴蝶，暖风一点点扇去了1800公里外的西海固。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宁夏，两位“书生”通过信笺往来

　　1999年，复旦大学最早响应团中央、教育部号召，遴选成立首批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奔赴西吉基层一线开展服务。来到新营中学的是复旦大学的潘惜唇和丁毅，同她们一道响应号召的还有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康振辉。

　　在当年的西海固，他们很快认识到真正的贫穷，面前的孩子更是被笼罩在疾苦的阴影下，随时可能放弃学习。

　　1999年底，潘惜唇和丁毅将当地的情况反馈回了复旦大学团委，学校张贴出了寻找爱心助学者的告示，苏志强在后续对接中得到曹国相的信息，他写了封信，告诉对方自己将成为资助人。

　　其实，在外人看来，有困难的那个或许该是苏志强自己。入学的第一年，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以领取补助金的名单里。苏志强有点脸红，第二年就主动让名字消失在了资助列表里。他也坚持不问家里拿钱，用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出了一年3000多元的学费。

　　成为曹国相的资助人这件事，苏志强没向身边人声张，出于一点羞怯，“我怕他们觉得，苏志强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逞这种强？”他在大学的日子过得更紧张了一点。

　　他记忆中，是自己在复旦南区，一次一次把钱汇到陌生的宁夏，带着心头的祝福。曹国相说，从2000年开始的3年时间，苏志强共给自己汇了学费、校服费、教材费等超过1000元。

　　他们也保持了几年的书信往来，互相交换过照片。一来一回的信件里，苏志强不断给远方的孩子树立信心，教他不要为钱烦恼，注意学习方式，要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要努力走出来。

　　第一次高考，曹国相没能考好，于是选择复读。高三结束的夏天，他给苏志强写信，希望对面的“学霸”能传授自己一些学习方法，不久后就收到远方寄来的物理、化学习题册，厚厚两大本，里面还夹了50块钱现金。这是苏志强去上海书城精心挑选的辅导书，后来成了曹国相的宝贝，“县城买不到”。

　　但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互通信件了。后来，随着苏志强直升硕士研究生更换宿舍、曹国相去到县城复读，二人的联系方式都变了；曹国相也尝试在复旦的BBS上找过苏志强，他们后来用公用电话短短地说上了话。

　　电话里，曹国相告诉对方，自己考上了吉林大学，苏志强表示了祝贺。两个“大男人”很难有多么浓烈的表达，2004年前后的这通电话一挂断，再响起，就是2024年9月4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