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师培轶带着迷茫走进这片荒原，四周寂静得只能听见风吹动野草的声音。

　　如今，周围四散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讲解声、快门声、惊叹声此起彼伏——这片沉睡了太久的土地，终于被世界看见。

　　近日，记者对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一群人，如何把青春写进西夏陵保护和传承的故事。

　　一座博物馆的“生长史”

　　记者：你长期在西夏陵博物馆工作，亲身经历了它的发展历程，能不能和我们聊聊它的“前世今生”？

　　师培轶：1997年，我来到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那时还没有西夏陵博物馆，只在管理处北厢房西头屋里展示着西夏陵的大幅油画，在南厢房的一间大厅里展示着图版、一个3号陵的复原模型，还有十几枚钱币、十几块滴水瓦当以及一个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总共才30多件展品，就摆在商场卖货用的那种玻璃柜里向游客展示。

　　如今想来很有趣，一到晚上，我们就得把所有文物收进一个一米见方的绿色铁皮柜，再搬到南厢房最西边的女生宿舍里存放，第二天再搬出来展示。今天游客看到的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正是从那间小小的展厅起步的。

　　记者：如今的西夏陵博物馆造型庄重、风格现代，吸引很多游客参观打卡，它是如何一步步建设起来的？

　　师培轶：1997年8月，银川市委、市政府部署加快西夏博物馆建设。到了1998年9月23日，西夏博物馆落成开馆，展出了600多件文物。从那时起，银川有了第一个市属博物馆，西夏文物终于有了正式的“家”，游客也从这里开始了解西夏的历史。

　　现在我们所在的西夏陵博物馆，是2019年6月12日建成开馆的，是这次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也是我国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规模较大、展品最多、展示手段最为丰富的专题博物馆。现在博物馆的瞬时游客承载量约3000人，今年申遗成功，我们很可能会突破百万游客的年接待量。

　　记者：如此大规模的陈列展示，如何搭建起来的？

　　师培轶：1999年至今，西夏陵区管理处陆续对全部9座帝陵、44处陪葬墓和1处大型建筑基址进行了本体加固与保护。尤其是2000年，我们对3号陵进行地表清理和加固保护，这次工作意义重大，出土了上千件文物。更重要的是，这次工作让我们在遗产价值的认识、保护理念和阐释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游客们特别喜欢的迦陵频伽就是在这个阶段发掘修复的，它以完整形象展出后，让人们第一次看到西夏建筑构件的精美与丰富。

　　2015年9月，为配合西夏陵博物馆新馆迁建工程，在银川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次性征集文物203件组，共征集西夏文物3797件，博物馆西夏藏品量达到8700件，涵盖铜铁器、钱币、唐卡绢画、瓷器、石器石刻砖瓦、雕塑造像、文献、官印符牌等。这次文物征集，为西夏陵博物馆精彩的陈列打下了基础。

　　记者：时间过去很久，为什么对这些数字记得如此清晰？

　　师培轶：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岗位上，必须担起责任，所以对数字必须敏感。2013年我任文物科科长后，跟着我的师傅布加和科里的同事边学边干，一点点摸清西夏陵的“家底”。文物复制、档案管理、库房搬迁、临展文物点交、陈列布展，哪一项都容不得半点差错，这些数字就在一遍遍重复、核对中刻在了脑子里。

　　游客的掌声依然让我陶醉

　　记者：今天听你讲解，内容特别精彩。和我们聊聊你与讲解员这份工作的故事吧。

　　师培轶：2004年以前，我一直是全职讲解员，后来开始带讲解员队伍，直到2013年转到文物科工作。早期的讲解主要侧重历史和文化故事，尽量讲游客听得懂的内容，对文物本身关注不多。2019年新馆建成开放后，情况变了——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大量展出，精品就摆在游客眼前，讲解内容必须随之改变。

　　现在，每一场讲解都绕不开这些重要展品。我们要求讲解员必须专门研究重点文物，查阅资料、深入学习后再向游客讲述。

　　记者：在游客心中，你是让人记忆深刻的讲解员。那么从业这么久，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游客？

　　师培轶：太多了。1997年，我第一次上岗讲解。那天下午，两名从西安来的大学生来参观，因为他们免票没有讲解，我就鼓起勇气带他们参观了展厅，45分钟讲解完，他们的掌声让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讲解。

　　1998年初春，20多位农民工兄弟拿着他们每人半天的工资，购买了西夏陵的参观门票。我心里沉甸甸的，觉得必须讲好才对得起他们。讲解结束后，他们围着我热烈地鼓掌，那掌声让我终生难忘。

　　记者：回望过去，你和西夏陵博物馆是共同成长的。

　　师培轶：是啊，28年过去了，我从讲解员做到文物科科长，再到馆长，身份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我依然陶醉于观众的掌声、认可，依然保持着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依然用全身心的付出去满足观众的期待。申遗成功后，工作量成倍增长，每天的接待应接不暇，但我仍旧乐在其中。

　　高光属于过去，前方未来可期

　　记者：从申遗成功到热度逐渐回落，你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师培轶：我很幸运，经历了西夏陵的许多高光时刻。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都是西夏陵申遗成功背后的一个“点”。正是这些“点”，连成了这条漫长的路。

　　这段日子，我特别想念曾经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事——是他们的智慧、奉献与坚守、前赴后继，为今天的西夏陵申遗成功和博物馆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一直关心指导西夏陵博物馆建设的宁夏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陈育宁同志，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原主任王月星同志，曾在宁夏大学做兼职教授的汤晓芳教授，还有我每天相伴的同事们。所有人的付出，让我感怀于心。

　　《为人民服务》里有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也常常想，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最真实的写照。

　　记者：从“神秘土丘”到“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走了半个世纪。作为亲历者，你如何理解这份成功？未来，我们又应以怎样的姿态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师培轶：我想，没有组织、没有集体，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更难以实现这足以载入历史的一刻。1986年，3顶帐篷扎在陵区荒滩上，西夏陵旅游管理所成立，拉开了西夏陵保护和发展的序幕。几十年的守护、研究、宣传，一点一滴，万事俱备，终于等来了“东风”——2024年1月，我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遗文件。再到近日申遗成功，我作为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这是党和政府带领我们守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最好见证。

　　申遗成功，是西夏陵送给宁夏的“大礼包”。但这份文化财富不只属于宁夏、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喧哗过后，“泼天的富贵”怎么接住，需要我们再接再厉再探索。我一直记得一位前辈的话，“自己的孩子不能被别人抱走”。未来，我们自己管好、用好、讲好西夏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记者 秦磊 李涛 马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