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宁三十周年留念。（第四排右三为樊浩根）

　　1959年5月，中共宁夏党委、人民政府在银川火车站举行大会，欢迎第一批浙江支宁人员到达宁夏。

　　人的一生会面对很多抉择，而有些抉择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洗礼，最后交由岁月给出最后的答案。1959年，对于很多浙江人来说是不平常的年份，那一年，他们从杭州、宁波、温州等市县出发，踏上开往宁夏的火车。

　　据统计，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共组织了近10万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

　　浙江10万支宁人

　　1959年来宁的樊浩根老先生给记者打开了一本浙江支宁人40周年聚会时装订的纪念册，里面有复印的1959年3月5日《程鹏副主任委员在浙江省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录）》，报告中这样写道：“去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在1959年到1963年内，从内地动员一批青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我省动员30万青壮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决定，对于消除我国国民经济在地区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治安，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方面具有极其深刻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宁夏土地肥沃，自流灌溉，有极其丰富的物质资源，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之称。要使自然界的宝藏转化为人类需要服务的社会物质财富，其决定性因素是人。宁夏最缺少的正是人，每一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3人，其人口密度仅为本省的十分之一。人口稀少，已成为宁夏加速社会建设的极大困难。由此可见，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适当动员一些人力支援宁夏，是全盘棋局中的重要一招，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大计……”

　　读着这些带有深深历史印痕的文字，樊老先生感触良多：“当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动员大会上得到了宁夏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我热血澎湃地报了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主动要求到国家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记者在《银川移民史研究》一书中看到，“自治区成立之初，宁夏人才缺乏、发展滞后、基础薄弱，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为改善宁夏各族群众的生活，促进宁夏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国家先后动员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支援宁夏的社会建设。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共组织了97462名，称10万浙江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安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县都认真准备。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都以‘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11县市农村建立873个安置点，实行在人民公社领导下‘独立核算单位，有40118人安置在引黄灌区的银川、永宁、贺兰、灵武、吴忠、中卫、中宁、金积、宁朔、平罗、惠农等11个县市，有35619人安置在灵武、前进、贺兰山等9个国营农牧场和银川、宁朔、陶乐等市县农林场，20625人安置在青铜峡工地及工矿、水利、交通、机械、冶金、地质、建工、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另外，经统一考试，录取了700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浙江青年，到自治区中等技术学校学习。’”

　　这批新时代的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银川地区落地生根，先后有多批次、数以万计的移民充实到了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促进了宁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难忘的支宁岁月

　　回忆起当初支宁的场景，樊浩根老先生闭上双眼，慢慢仰起头，嘴角露出了浅淡的笑意，仿佛一开口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就会重现在眼前。

　　“那是1959年6月，我22岁。作为村里唯一一个自学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我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村会计，每个月有30元的收入。支宁的热潮在5月份就开始了，第一批支宁人员已经离开浙江到达宁夏开始了支宁工作。第二批动员大会在乡政府礼堂举行，我积极参会，听到了党的号召，得知祖国需要更多青年去支援边疆建设，于是向组织提出书面申请，甚至咬破手指按了手印表明决心。我家里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老四，父亲已经过世，面对我的决定，家里没有一个人反对，都高高兴兴地等着组织的批复，觉得能够去支宁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从提出申请移交手头工作到坐火车出发大概过了10天时间，出发前组织统一给支宁青年配发了一顶蓝色

　　棉帽，一双黑色棉鞋，一件蓝色棉大衣，大衣的胸口还缝着印有‘支宁青年’4个大字的红色胸章。我提着一个箱子，扛着自己的铺盖，随村里100多人上了去往宁夏的火车。”

　　“当时的支宁专列是由货车车厢改制的，车上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条件非常艰苦，吃饭也必须要等火车到站才可以。我依稀记得火车一共走了6天，曾在江苏常州停下来过，那一站吃的什么我不记得了；然后到了西安下车吃了馒头；再到兰州下车吃了高粱窝窝头，北方的荒凉以及窝窝头粗糙的口感，给江南长大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一站是中卫，提供的餐食是红豆稀饭和馒头；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银川，吃到了一顿白皮稻米，北方米饭的香甜抚慰了我们离乡的情绪。傍晚七八点一辆大货车把我们拉到了惠宾旅馆，也就是后来的银川宾馆。6天火车上的颠簸和闷热，让我看到院里的水井时就萌发了洗头的想法，打水洗完了头却没有洗发后的顺滑，问了宾馆服务员才知道，这井是苦井水，宁夏是盐碱地。艰苦的条件没有让我退缩，而是让我真实地了解到贫瘠的宁夏是多么需要我们前来建设。”

　　“第二天组织为大家安排工作，大概是因为我在浙江做会计的工作经验，我被分配到了银川市饮食服务商店，工作地点在复兴街，也就是现在的步行街兴隆商厦斜对面。与我分在同一单位的有二三十个同乡，有的去做餐饮服务，有的去当服务员，有的去做保管，有的去了理发店，而我被分在商店的计财股，仍然做着会计工作。由于是从7类地区调动到11类地区，工资由之前的30元调整到37元。那时候的银川城特别小，从东门走到西门不过3里路，街边是土坯房，脚下是黄土路，人烟稀少，人少到什么程度？我

　　们戏说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就是天气一变街上基本就看不到人了。但是那时候银川的水系特别丰富，鱼也很常见，随便一个小水坑里都能捞上几条肥美的鲤鱼、草鱼，可惜我们知道有鱼也没时间去捞鱼回来打牙祭，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下班就回单位宿舍，3人一个土炕，对于在南方睡床的我来说，这都是从来没想过的生活场景，原来北方有一种床冬天可以在里面烧火取暖。”

　　“来宁夏第二年，我们就遇到了我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每人每月定量是22斤粮食，还要节约出来1斤，看到我们浙江支宁人吃不饱，商店书记千方百计去内蒙古跟猎户交换猎物，骆驼肉、马肉，都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

　　“1963年，我与公司（当时银川市餐饮服务商店已经改名为银川市餐饮服务公司）下属单位银川饭店的一位女同志结了婚，婚后育有5个子女。那个时候孩子多，家庭开销大，我爱人为了缩减开支，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就连我穿的衣服鞋帽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几十年间，我一直在银川市餐饮服务公司任计财股股长，1983年曾兼任银川市第一职业高中会计班的教学，培养近40名学员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为培养财会队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85年5月，我被调至宁夏日报财务科任科长，亲自传、帮、带，培养出十多名会计人员。”

　　“回首这几十年的支宁岁月，我从来没有后悔没有退缩过，听从祖国召唤，支援边疆建设，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喊在嘴边的一句口号，而是在那个时代必须身体力行去落实的行动。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当年的黄土地变成了宽阔的车道，当年的土坯房变成了高楼大厦，看到这些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记者 闫晶/文 樊浩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