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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认为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党员为什么不能信仰宗教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的一贯原则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的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的界限，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必须是无神论者

　　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一般群众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

　　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群众，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优秀分子，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

　　有些人认为不允许党员信教，就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假冒“人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名普通群众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放弃了作为一般群众信仰宗教的权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不能信仰宗教，如果他又选择了信仰宗教，这就表明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只存在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这就违反了党的纪律要求，不能保持党员在思想、组织上的统一，党组织就可及时采取措施，依据党的纪律要求对其处分。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符合宪法和党章的规定。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了其具有高度先进性和纯洁性。

　　如果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那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在实践中共产党人就成了“两面人”。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混乱和分裂；如果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那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接受宗教组织领导，各种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党就不是一个理论、思想先进的政党，队伍不再纯洁，就造成党组织的分裂，极大削弱党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如果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则势必成为某种宗教的代言人，将出现宗教信仰者管党的工作的现象，利用公共权力和国家资源助长宗教热，党组织就失去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

　　信仰、信念、忠诚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元气和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和分析问题，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的价值；这就需要共产党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信念和价值，依靠无比强大的信仰力量、理想力量、纪律力量。一名共产党员，如果信仰宗教，思想就会混乱。同时，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就会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找不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会出现违背党的性质、宗旨、纪律的错误行为。

　　实践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钙质”就不会流失，就不会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信念和价值。

　　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按照党规党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执笔：杨立宾  宁夏党校、行政学院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

“两个不可避免”的真理之光——

《共产党宣言》摘编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邓小平1962年借用刘伯承所说的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该说法又被人简称为“猫论”——

“猫论”蕴含的哲学智慧

　　“猫论”不是就猫谈猫，而是为解决社会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生产关系改革的形象说法，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大众化结论。

　　“猫论”所提出的好猫标准是“抓住老鼠”，这个形象表述实际上提出了评价调整生产关系即改革的标准问题，和实用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猫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蕴含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猫论”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改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出来的。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59年至1960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时期。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的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猫论”的最初来历。“猫论”不是就猫谈猫，而是为解决社会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生产关系改革的形象说法，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大众化结论。同时，“猫论”又体现出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灵活作风和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猫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可视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申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因此，“猫论”蕴含着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是“猫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猫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绝不是实用主义的翻版

　　“猫论”针对的是当时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把“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衡量生产关系改革的标尺，这实际上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最初表达。之所以强调生产力标准，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到了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从来不可能孤立进行，必然涉及到突破各种体制机制的束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而衡量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标准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猫论”所内涵的生产力标准绝不是“唯生产力论”，更不是庸俗的实用主义。“猫论”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并不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强调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了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结合。

　　“猫论”强调生产力标准，更不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实用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尊重法律，由法律保驾护航。他指出，“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非常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赵朝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摘编自《人民论坛》）